要到闽粤之交的南澳岛去，渡轮是唯一的交通方式。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这里没什么现代工业，渔业、旅游业和风力发电是这个海岛的经济支柱，人们来这里享受沙滩、海鲜和新鲜空气。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个让人感觉轻松愉悦的小岛。但是，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与这个海岛呈现的都不是平静柔和，而是桀骜不驯。在许多记载里，这个小岛几乎就是”海贼”的代名词，是不时惊扰闽粤地方官员乃至中原王朝的一个噩梦，特别是在明后期，此地海盗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规模，均堪称”中国之最”。
“红头船”背后的秘密
人们前往南澳，首先看到的就是“红头船”。这是一种用油漆把船头涂成红色的木船，在清朝末年，无数沿海民众就乘坐这种船只“下南洋”，以至于后来“红头船”就成了当时所有洋船、商船的俗称。
今天的“红头船”仍旧被广泛用作渔船和商船。在去南澳的莱芜渡口，除了一艘平底渡轮和几艘快艇外，其他大多是“红头船”，渡口附近还有一个公园就叫“红头船公园”；南澳岛上的船只则几乎都是“红头船”。
在潮汕一带，几百年来“红头船”都与当地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艺术化的民俗色彩。很少有人会想到，将船头漆成红色最初是出于官府的强制，目的是切断当地居民与海盗的联系。
是什么导致居民与海盗的联系频繁呢？问题出在当时实施的海禁政策上。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交界一带，早在宋元两朝鼓励海外贸易时，海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已经悄悄绕开当时的市舶司(海关)偷偷进行贸易，同官商争利；明清实行海禁，让这些“地下贸易”难以为继，但这一带地少人稠的客观情况又让当地民众离不开海洋贸易，不得不继续“以海为田”。既然不能再合法“通蕃”，他们就干脆做了非法的“海贼”，于是“商船”转为“寇舶”，形成官府眼中的海盗集团。
另外，因闽粤交界这一地区处于“三不管”地带，因职责划分不清而扯皮之事时有发生，这在“靖海”上自然也不例外，“巡海官兵遇有歹船，妄执闽粤疆界之分，不肯穷追；及至失事，则互相推诿。”这无疑是助长了海盗的活动，于是这一带更成“贼艘出没之区”。
中国版的“金银岛”
虽然海盗集团在海上往来如风，但他们也需要一个陆上基地安营扎寨，提供便利保障。经过一番选择之后，南澳岛成为一个最合适的“巢穴”：这里距离大陆的距离不远也不近，既足以和官府保持“安全距离”，又方便随时到大陆上“骚扰”一下；南澳岛上的居民在明初被朱元璋强行迁徙，留下大片田地可供耕作；岛上山势险峻，利于筑城修寨，有险可据。最重要的是，这里地处国际贸易的航道要冲，距离太平洋主航线不过几海里。
就这样，南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版的“金银岛”，并且从它进入外界视野的第一天起，就和海盗故事有了扯不开的关系。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海上剧寇”沈师“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震动三月”，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集合了数郡兵力，平定了这一事件。从此，南澳开始在史书记载上作为“贼穴”出现，而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荒岛而已。
海盗的势力越来越大，顾炎武说南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为贼巢”；《南澳志》载：“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到了明朝后期，南澳一带的海盗势力已大到了动不动就“战舰数百，聚众万余”，横行海上，向过往船只征税，俨然成为一个海上王国。
面对以上情况，中原王朝自然是一百万个不乐意，屡次征讨，但总是无法斩草除根。为何如此？问题还是出在海禁上。正是海禁政策使许多人逐利的天性无法发挥，于是沿海许多豪门、官员、官员亲属都或多或少与海盗有着关系；对于升斗小民来说，不能“通番”则无疑于对维持生计产生巨大的威胁。为了生存，他们常常和海盗的私通接济，以“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有的干脆加入“组织”，把海盗当成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海盗就具备了“民众基础”，官兵来围剿海盗时，沿海民众的反应则是“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
“红头船”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因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于是船头便漆成红色。具体做法是“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雍正初年谕旨)，此外还限制民船营造规模，期望以此举加强对民船的控制。
就在当今“红头船”大量停泊的南澳岛深澳湾旁，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这可能是唯一以海盗的名字命名的村庄。明嘉隆年间(1521年-1572年)是中国海盗的全盛时期，吴平则是这一期间活跃在南澳岛的众多海盗首领之一，此外，还有林国显、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乾、曾一本等海盗集团把南澳“先后据为窟宅”或活跃在附近海域。这些海盗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林凤是林国显的族孙，吴平是林国显的侄婿，林道乾的船队里有林凤的船只，曾一本承接了吴平的部众……相互照应，构成了极具特色的一个庞大的海盗经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