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位于广东的东部，毗邻福建的闽南，潮汕话公认是闽南话的近支，国内外总使用人口大概有三千万左右，但其下层分支纷繁，各种分支远远的超过俗话说的“潮汕九县，县县有语”。在过去，以潮州话作为潮汕话的正音基本没有问题，潮州是古代潮汕的府城，潮汕的“县县有语”都认同是与潮州话的接近。而且，以前古老的潮州戏本身就是以潮州音作为正音，连海外潮人、甚至闽南人都接受这些事实，以前的潮汕字典一般都是以潮州音注音（近年有转以汕头市语音注音），但现在有专家却提出完全相反的认识，他们认为潮阳话才是潮汕话的正音，潮州音不是正音，认为这三种语言的演化关系是：“闽南话→潮阳话→潮州话”，他们的证据无可辩驳：“潮阳话比潮州话更接近闽南话，更接近古音”，所以“潮阳话是潮州话的正音”。专家们的这个推导言之凿凿，至今都没人能够将之推倒，但这个推导其实是错的。

     专家们实际上混淆了古音和正音的概念。如果做一个比喻，“古音”是你从哪里来，“正音”是你的标准像，完全不是一码事。说闽南话是三者的古音这没错，但如果说潮阳话是潮汕话的正音，等于是说闽南话是潮汕话的正音，那直接用闽南字典给潮汕人用就行了，这个逻辑错误的关键是将“古音=正音”，闽南话不仅是潮语的古音，闽南话还是古汉语，是中国汉语的古音，难道可以说以后全中国都得以闽南话为正音？当然不能这么讲。如果潮汕正音是在历史的半途中演化，可能会是发生在中间的哪一段呢？

     按照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的源头之一，先商人类是商代的先人，商代人类是现在闽南人的先人来推断现在闽南话可能的起始期，大概是在红山文化时代。而红山文化的后期随地球气候降温期，红山文化先民群体主体部分则经过河北进入河南，与中原诸文化碰撞、交融，最后成为先商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大致是停留河北石家庄——河南漳河——山东胶州这一大三角地带，形成了长期与东夷族等原住民相互区隔但又有相邻影响的格局，闽南人和汕头人后来常说的“自己人”，可能就是出自于山东胶州计邑的“胶计人”。这可能是现在闽南话的成长期。再经过商朝这个可能是现在闽南话黄金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了两晋的时期，对于佛教的热衷，很可能是现在闽南话与潮汕话的分化期。

     为什么两晋的佛教热跟闽南话与潮汕话的分化可能有关？

     第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中国人想读经书就需要翻译，东晋及之前的佛教热带动了翻译热，而在译经的过程，中国人由梵文认识了音韵等许多知识，这带来的不仅是极大的进步，而且简直就是狂喜，中国语音研究的成果和佛教引发的成果都裹在一起迸发，包括“反切、四声、五声、七声、双声、叠韵、字母、等韵图”等等，简直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当时有很多人甚至都能随便将之拿来把玩，中国灯谜的起源可能就是与此有关，猜谜其实就是拆字、拆音、拆意，当时用“双声”对话（叫“双声话）”，用“叠韵”作诗（叫“叠韵诗”）等等，应该也是得心应手的把玩语音。

     潮汕人说话时很喜欢用一种特别的动词用法，其可能就是“双声话”，规律是在动词的第一个字之前，再叠一个与该字相同的字母并与“i”合拼的字，比如将“食掉”说成“舌食掉”，“舌和食”在潮汕话里大致发“jì”和“jià”的音，两者的字母都是发“j”的音，但也有个别例外，比如有在“c”前叠“q”的，还有在“s”前叠“x”的，另外也有少数后面不是用“i”的，这样的“双声话”在潮汕话里极其普遍，一般感觉是在为动词助音，使动词更为生动，这种极其特别的语言现象以前不知出处，现在明白了应该就是东晋时语音研究的遗留。

     另外，现在藏在潮汕揭西棉湖镇的“棉湖僻”也疑似是当时把玩“反切”的遗留，“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音，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比如“饭”字就是由“扶碗”切拼出，“棉湖僻”将“反切”再升级为“反反切”，结果“扶碗”就成了“碗扶”，现在仍有很多普通棉湖人，竟能以此做日常的大段会话并应答如流，以前以为这是抗日战争时用来对付日本兵的怪招，现在看其根本就是源自东晋的“反切”，是东晋都城把玩“反切”的一种遗留，可能当时最走火入魔的那群人后来落在了棉湖。

     第二，中国人信仰佛教一般都希望能够诵经，为了适应诵经，在认识音韵等的基础上，晋朝的语音语调可能有过较大的梳理和变化，为什么认识了音韵等就会导致语音的梳理呢？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古代汉语的发音，具有偏于重音重调的特点，汉字每个单字就是一个音节，而每个字都是单独定音，结果在最初的每个字的定音时，可能会因为强调而比较容易偏向重音重调，有些研究说：“（汉语）古无轻唇音，只有重唇音，所有的轻唇音都以重唇音发出”、“晋代以前汉语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舌上音（舌上音也是轻音），舌上音的发音部位近似现代汉语中的翘舌音，如“zh、ch”，这些例证正好都在指向古音的重音重调，如果我们用心留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古汉语重音倾向的表现，中国有相当多方言都是很重的音调，说相声、演小品喜欢拿来逗乐的方言很多就是这一类，这应该是古汉语的明显印记。

     但是，重音重调对于经文诵读可能过于镪锵，这不符合中国人诵经时希望的“含吐抑扬”，结果，在皇权、士族、佛教、财富等多位一体的极强势作用下，晋朝竟完成了后世认定的汉语上古音与中古音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古汉语的重音重调得到了彻底改造，于是很多前所未有的轻音都在晋朝生成，而“含吐抑扬”的 “含吐”似乎就是小口形的诵读，大概就是现在上海人说话的样子，包括以苏州为代表的吴侬软语，当时东晋的都城是南京，这两个地方都离都城不远，所以，现在的上海话和苏州软语，可能就是东晋前后语音改造的结果，不要以为上海话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有人说，古代的吴语可能在现在的台湾高山族那里保留得多些，我没去过台湾，不知道高山族说话是软音还是硬话，不过，如果1000-2000年前上海还没有冲积出来，那就不用去找了。

     第三，有研究说：“当时用来翻译佛经的语言，正是唐初年‘切韵’系统的中原汉语，而闽南话所用的‘河洛话文音’正是唐朝中原汉语的‘母语’”，所以：“后来佛经由曰本留学生用片假名记音传到日本并诵读至今，以致今天日本人在诵读佛经时，与现在闽南人的发音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古语的重音重调确实是在皇家领头的佛教热潮中改造成软音，很可能其改造的效果，就是离朝代的权力中心越近，或者是对佛教越是全心投入，改造的程度越是彻底，中国现在两大极端软语的苏州话和潮州话，可能就是当时非常接近皇族或皇族生活的族群，只是两者分别由古吴越语和古闽南语演化而来，吴侬软语由当时江南士族用的古吴越语而来，潮州软语由当时南渡士族用的古闽南语而来，闽南语系的族群绝对是整件事的主角之一，苏州与潮州不仅都是非常特别的软语，而且还都是过去有名的出美女的地方，这方面会不会也是两地曾经相同的历史地位的某种昭示？

     到了东晋灭亡之后，由于没有了皇家的领头作用，极强势的软语演化可能完全停止，而到很久以后由于“当权者深感佛教的不利影响，在唐武宗李炎即位后开始灭佛”，可能社会上一般的软语改造也都会基本停止，只是在后来灭佛结束之后，佛教内部的诵经读音可能还会另外继续演化，不过其已经无力再造成族群体量的深度演化了。

     结果，东晋之后都城南京的语言，可能转由后来的统治者主导，这是其一；而源自古吴越语的软语，可能离开南京以后到了苏州，毕竟吴越语系还是本地的根基，后来再发展到了上海，慢慢形成了由古代吴越硬语和其它硬语包围下的吴侬软语小岛，这是其二；而源自古闽南语的软语，在离开南京以后一直没有远离大闽南语群，直到最后南下在福建和潮汕落脚，其慢慢形成了与偏硬的闽南话相隔的潮汕话语区，并在其中心形成了潮州软语小岛。

     潮汕人可能在南下时走在大闽南语系族群的最前面，其中语音最软的族群落到了潮州，周围是比较中性语调的大潮汕话族群，而当时整个潮汕话族群居住的地域，可能还包括相邻的福建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其辨认的主要参考依据是泉州等地似乎跟潮州一样，都有比较偏重佛教的感觉，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则多是更古老的多神崇拜，这是一种可能的隐形界限，历史上很多潮汕人说是从福建迁来，实际可能就是从福建泉州等处迁来，而这个迁动的原始动力，可能是由于闽南人在承受外力挤迫时产生的移位，这包括唐末陈元光、五代王审知带兵入闽在内的非常多次后继压力，闽南人迁往台湾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压力所致。

     从感觉上讲，重音重调的潮阳话语区是相对更崇尚多神的地域，潮阳话的基础无疑也是闽南语，其有可能是在东晋年代或在现在的地方，离语言演化和软化中心较远的族群，其在语言方面，已经在向潮州话演化，但音调方面，却还停留在重音重调，结果成了闽南话与潮州话的中间音，这很像是一个男士从外面学了英语回来，家里人很兴奋跟着学，但只消化了语言还没消化音调，说出来的就是带口音的英语，这样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一些。

     闽南话虽是三者的古音，但因为其承受了最大的后续压力，语音语调应该也是会有较大的变化，据有人抄自当时福州地方志的记载，当后来的河南固始后唐兵下来的时候，是清理过前面先到的男性原住民的，可见其历史上语言变化的程度可能会有多大，所以现在的闽南话，至少还跟东晋500年之后的河南话有关，具体的情况需要另外研究。

     欧亚大陆现在的人类主体，第一程的大方向是由南向北，这是在文明社会之前，第二程的大方向是由北向南，这是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闽南语系的族群主体历经5000-6000年以来一直没散，这是文明社会的活化石，全世界几乎是独此一份，极其珍贵，现在的中国人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中国是人类古老文明唯一没有被中断和消亡的国家”，按现在的历史发现，中国的“闽南-潮汕人”也可以改用这句话：“我们是人类古老文明唯一没有被中断和消亡的族群”。

     潮汕话的正音之争看似非常小的小事，这里面却藏着非常大的大历史，潮汕人应该学会关注自己的历史，学会以新历史观的动态看待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