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电子产业打开国际市场的开拓者”，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事实上，这位“先锋”曾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很多个第一：李东生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他以工程师身份进入TCL的前身——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1986年，这家公司开发出我国第一台免提按键电话，创立TCL品牌;后来，TCL向市场投放了第一代大屏幕彩电，一炮而红;2003年，李东生担任TCL集团董事长兼CEO，随后TCL集团整体上市。在他的领导下，TCL于2004年成功收购法国汤姆逊集团全球彩电业务与阿尔卡特公司全球移动终端业务;2005年，TCL彩电销量居全球首位。然而，国际化并非一帆风顺，TCL曾遭遇巨大挑战。李东生最终顶住压力，没有转行赚快钱，也未投身虚拟经济，而是选择坚守家电，坚守实业，坚守国际化。“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我们就意识到，企业竞争将变成国际竞争”，李东生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不过，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打硬仗的准备”。

深深感恩这个时代

环球时报：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现场聆听习总书记讲话，并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您对此有何感想？

李东生：最近聆听了习总书记所作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我心潮澎湃。习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气势磅礴。企业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改革开放伟大使命奉献力量，是我们光荣的责任，我们必须为此努力奋斗，敢于赴汤蹈火，敢于承担责任。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和奖章，我非常荣幸，感谢党中央对我本人和TCL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取得成绩的认可和赞许。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给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让世界为之惊叹的40年，也是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前进潮流，迎来民族伟大复兴的40年，我很庆幸自己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参与创立了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之一的TCL，从一名懵懂青年成长为企业的领导者。40年间，TCL从一家作坊式的地方小企业，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我深深感恩这个时代，时代成就了李东生，时代造就了TCL。时代潮起潮落，大浪淘沙，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曾经叱咤风云的知名企业，也淘汰了落伍者。我认为顺势者昌，革新者强，惟坚韧实干者赢!作为与改革开放并肩共进的中国企业家，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希望能继续为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打造世界级企业，助力中国向世界展示一个创新、奋进的大国形象。不负这个时代，不枉此生!

环球时报：过去40年，很多国家都实施了改革，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成果尤为突出？

李东生：我认为，这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国家整体发展规划考虑比较长远，经济顶层设计有很高的传承性。从世界范围看，像中国这样一直坚持制定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规划的国家并不多。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也是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也说明，高度集中的领导决策效率更高，政府的执行力更强。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新任总统当选后会提出一套新的政策。这种政策法规的不延续性会给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大部分政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在国家经济规划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经历四次战略变革

环球时报：作为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企业，TCL近40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李东生：TCL非常重要的基因之一就是变革和创新。我记得1998年，我第一次系统提出企业创新的变革，那时候针对企业要从一个小企业向正规化大企业过渡，要建立新的能力，要有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品牌、企业的战略，这些都要首先改变大家的观念，包括我自己。那时候的变革保持了我们企业快速成长的势头。第二轮变革是如何从“工贸技”转向工业能力的提升。产品一定要成为主导，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学习，要在产品创新上突破。当时，做电视机从28吋进行突破，除了产品要创新，商业模式也要创新，这些创新都建立在我们工业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第三轮变革创新是大家讲得比较多的“鹰的重生”，那时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摔了跟头，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倒下，要在并购的基础上，将全球化能力真正建立起来。第四轮变革于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启动，即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竞争建立全球竞争能力？如何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哪些方面要下功夫？这轮变革创新正在推进过程中。作为TCL的核心文化之一，变革创新是企业之所以在每一次大的经济环境变化中，在每一轮产业竞争、迭代升级的过程中，都能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大幅提高，虽然一些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但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我有信心，未来中国在主要的产业领域里能够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

环球时报：近两年，中国民间投资增速放缓。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民营企业的发展目前是否遭遇壁垒？

李东生：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民营企业看得见的壁垒已经很少了。从法律法规和实际管理层面看，民营企业进入各产业的障碍已基本消除或正在消除。201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比如，原来军工产业对非公经济有限制，去年政府明确提出军工产业允许民间企业进入。金融产业也对民营企业更加开放，近年涌现了很多民营银行。这几年国家推进反腐，对于净化营商环境效果非常好。与此同时，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未来预期比较保守，主要原因是对个人产权保护方面心里没底。我认为这是造成民间投资放缓的原因之一。国家对此很重视，近年已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权的保护力度，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

反全球化的应对

环球时报：当前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浪潮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何影响？如何应对？

李东生：反全球化总体上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会构成一定影响。但解决问题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制造工厂、研发中心、品牌渠道等延伸到投资所在国家和地区，成为当地企业，这个壁垒就会被打破。比如，我们在波兰设有彩电工厂，波兰是欧盟成员，进入欧盟市场就没有障碍。

环球时报：中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是什么？您将如何带领TCL迎接进一步深化开放？

李东生：在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以“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激励广东继续做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包括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四个前列”的理念与企业相关度很高，也是我们企业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在高质量发展、人才、创新等方面走在前列。我们已经在美国硅谷设立研发中心，在法国巴黎设立设计中心，下一步将在波兰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东欧国家有很多高端数学人才，可为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做好基础数学开发。

高质量增长代表经济增长能创造更高附加价值。对于企业来说，增长应从规模驱动变成创新驱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我理解的品质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高质量;第二是高品质。在高质量的基础上，我们要通过新材料、新工艺、新设计、新技术等的导入，提升产品的综合品质，将产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扩展。只有做到高品质，中国制造才能真正在世界建立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