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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雅集团郑可明:首个跨过罗湖桥的香港潮商

    来源:广州日报人物在线    作者:王丹阳    2018-07-18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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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早在40多年前,一名广东潮阳籍的香港商人,由于参加广交会的机缘,在广州与原广东省轻工厅签订了来料加工合同CND001号。随后,他从香港跨过罗湖桥,在深圳文锦渡,当年破烂的土路旁,没有通电、热气腾腾的铁皮房里,建起了一家对外出口手袋厂,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商。

正是在这家手袋厂,走出了中国第一代“打工妹”,它在珠三角第一次开展计件工资,厂里的工人们看到了深圳第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以及粤港第一批两地牌车。

日前,已旅居澳大利亚的74岁东雅集团主席郑可明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了他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的人生故事。

1976年秋,广州流花湖畔、越秀山下,来参加第40届广交会的港商郑可明没想到,只花了1小时做的决定,改变了他接下来的人生,也把自己投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

郑可明。

签来料加工001号合同

当时,这名32岁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手袋厂已10年,身家过百万的潮汕籍商人,由于海外业务迅速扩张,又苦于香港请不到工人,由此想到了投资内地。

但当时做外贸还要经省一级政府审批,谁也不知道在内地如何雇人。郑可明经人介绍,找到了广东省轻工业厅。

40多年后,当年过古稀的郑可明回忆当初,仍能记起那是一个周六的南国秋日,他只花了1小时就下决心在广州的原广东省轻工业厅办公楼签订了一份名为CND001号“来料加工合同”。合同规定在当时的深圳外贸公司属下的假发厂以厂房折资入股,与郑可明一起建立来料加工的手袋厂。

签完合同后,郑可明立即从广州坐旧式火车回香港。两天后的星期一,他带着10台旧机器,来到深圳文锦渡的那家假发厂开始做来料加工手袋,只是当时开料仍在香港。两年后的1978年3月,这家厂迅速扩张,已经有整套生产设备,搬往深圳红岑,改名为罗湖手袋厂。

CND001号中的CND究竟代表什么,如今郑可明已不大记得清楚。随着上世纪90年代原广东省轻工业厅撤销,当年存于广州的CND001号的“来料加工”合同也不知所踪。

郑可明和太太(中间两位)跟一班以前厂里的经理和“打工妹”重聚。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撰写,总结改革开放10周年经验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曾风靡全国。第四章《深圳的冲击波》这样描述,“1978年3月,真正的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来内地投资的资本家,香港东雅公司郑可明先生走过罗湖桥”。

45天厂房扩大10倍

多年以后,不少人问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可明,如何料到改革开放的先机?

这名精干的潮商回答是“我哪里想到那么多。只要有订单,有工人做,就不怕。”

1978年,离深圳特区建立还有2年。罗湖还不是一个区,深圳也只是宝安县下面的一个县城,到处是荒山野岭。整个深圳没有水泥修的路,尘土飞扬,荒草丛生,仅有的一条老街不到半公里长,街上没有超过5层楼的房屋。一到雨季,穿着雨靴的人走在路上举步维艰,而被视作稀罕物的汽车,更是在烂泥路上动弹不得。

物资匮乏,电力紧缺,外出吃饭是一个难题。当时,罗湖对外经营的餐厅只有一家,人们要喝茶,须排长队,即便是外商也没有优惠。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郑可明开始了在内地的创业之路。最初,工厂还是由国营厂经理负责日常管理,郑可明负责对外订单、订料和部分管理。

一开始,手袋厂只有200平方米,全是铁皮房,为了扩大生产,郑可明又申请多租了几亩地,花了45天的时间把厂房扩大到2000平方米。“当时我用钢板烧焊接,才能这样快。”郑可明回忆。

郑可明和太太经常跟以前厂里的“打工妹”重聚,总有回忆不完的故事。

“罗湖只有两部电视,一部在海关,一部就在我工厂里”,郑可明说。

当年与他合作的国营厂刘经理回忆,郑可明办厂之初有两大困难。一是技术困难,工人们没有培训过。头两个月,郑可明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包工条件,由他太太来厂里培训工人,培训期间,工人保持原有工资,每人每月26元。经过两个月带薪培训后,手袋厂正式上马。文锦渡附近村子里,十五六岁讲着广东话的姑娘,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打工妹“。

另一个是外汇困难。当时100元港币只能换30多元人民币。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家手袋厂的打工妹,部分工资还是港币。

“火烛佬”的勤力与高标准

“火烛佬”是当年打工妹们偷偷给郑可明起的绰号,意思是做事快,脾气暴。

这个绰号,郑可明也是今年回深圳,与太太一起在家里请一班老同事吃饭聊天时才知道。

刘经理说,第一代打工妹如今年龄都超过55岁。这些人如今大多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特别怕他,他一回厂我们就紧张。怕被他问生产的数字,回答不准就被骂哭。”55岁的打工妹蔡丽华回忆郑可明,第一印象就是严厉、高标准。

短发、活泼的蔡丽华后来做到生产主管,从15岁入厂到50岁退休。改革开放40年,让蔡丽华第一次看到老板的勤奋超过工人。

当时,郑可明开着自己的第一批两地牌车——一辆白色宝马往返深港两地。他一般早上5时在香港起床,6时前到达文锦渡,等待第一个过关。然后,7是多开车到工厂,8时等工人上班考核。

郑可明和当年他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手袋。

工人还是每人每月26元的固定工资,因此劳动积极性不高,屡有迟到。为此,郑可明提议对工人进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一开始国营经理有所顾虑,后来才同意。

计件后,工人积极性大增,有人为了节约时间,把饭带到车间,加紧工作,就为争分夺秒赶订单。

“打工者”曾月薪过万

“我们应该是珠三角第一家实行计件工资的工厂”。郑可明说,后来罗湖手袋厂的几个国营干部,也把这个方法用在别的地方合资开厂。

1986年,罗湖手袋厂搬迁到后来被称为“广东第一村”的南岭村,1988年工厂改为独资企业,后来又随着深圳特区的发展,搬迁到深圳坂田、东莞。在最鼎盛时期,郑可明厂里有近1.5万工人,一个月可做120万个手袋、50万双皮鞋、16万打手表带。

同是“第一代打工妹|”、后来做到采购主管的李甜真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厂里有的人月薪已过万元,几千元月薪也不奇怪。至今还是一头黑发,50多岁看起来只像40多岁的李甜真也在郑可明的厂子里做到退休。

为什么老板脾气不好,还能在这样的企业一直待下去?

“有粮出,有东西学”,李甜真说,现在回想起来,老板的严厉和高标准是对的。他常常被骂哭和累哭后继续干活,而跟这批“打工妹”亦师亦友的老板娘郑太,也没少在“火烛佬”老板身后灭火,替他道歉,不时安慰她们别往心里去。因为郑可明发脾气,从来对事不对人。

最让李甜真感动的是,1996年她结婚,严厉、异常珍惜时间的老板不仅送了大礼,还和老板娘一起出现在她婚礼上。

从潮阳到香港白手起家

对郑可明而言,改革开放40年对他人生巨大影响之一是财富积累。

1944年,郑可明出生在广东潮阳峡山镇南里村,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家庭妇女。他只上到中学,就要出门谋生。上世纪60年代初到香港,为了生活,郑可明在酒楼打杂,当过建筑工人,吃过不少苦。后来,郑可明干了替人描画手袋上图案的工作,由此进入手袋业。

1968年,郑可明创立了东雅集团,专注手袋生意。当时,海外订单多,一句英文不会讲的郑可明就敢独自跑到国外,或请当地翻译,或打电话回香港办公室找人翻译,来跟客户沟通。由此接触到沃尔玛等大客户。后来,人到中年的郑可明就下狠心,每天比别人早起两个钟头,5时起床工作,下午空出来的时间,请一个会英语的文员当补习老师教口语。

为了省时间,他早饭只吃两个菠萝包、一杯咖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他的私人医生曾劝他,这种饮食不太健康,没有营养。但他还是喜欢这种习惯。

退休后仍看好花都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郑可明夫妇开始做助学、修路、敬老等慈善活动,累计捐款6000万元。如今,郑可明创办的东雅集团成为了总部在美国的跨国中小型公司,产业涉及租赁、房地产、电商等多个行业。他的几个子女,分别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香港负责公司生意。

尽管像手袋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利润已非常微薄,但靠手袋起家的郑可明还是保留了手袋生意。不同的是,业务从40年前的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变成了在纽约接受高级订单和购买知名品牌经营。

1981年,郑可明从香港移居到澳大利亚。2008年,作为知名海外侨胞,他被选为广东省政协首批特聘委员。

回忆往事,郑可明感慨万千。

郑可明的儿女从小长在国外,是名副其实的“香蕉人”,与父辈对做生意有着不同的理念。但郑可明则希望他的子女们能更了解中国,了解广东。对于粤港湾大湾区的建设,在深圳、东莞、广州仍有投资的郑可明说,他看好花都空港经济区的交通便利和未来发展。

“小钱靠勤力,大钱靠天意。”郑可明说,这是他最想跟现在创业的年轻人分享的一句话。

对话郑可明:我支持儿子投资大湾区

广州日报:为什么会到想到第一个来内地投资?

郑可明:我在香港做手袋已经有一定规模,但请不到工人。之前经常来参加广交会,看到内地有工人,就想来内地进行来料加工。我做决定一向比较快,只要看准。一个小时就决定签CND001号合同。主要是看好国内的发展环境。只有有劳工,有订单,就什么都不怕。

每天最早到工厂

广州日报:后来工厂的发展怎样,有没困难?

郑可明:我们是珠三角第一家实行计件工资的工厂。最开始工人工资是一个月固定26元,积极性不高。我就提议计件工资。当时,厂子还是来料加工的国营厂,国营经理不同意,怕犯规。我就花时间做他思想工作。

计件后,订单多,工人干劲足,工厂发展也很快。工厂里还有干部在学习后,被派去其他地方开新厂。1986年以后,除了手袋,我们开始做手表带和皮鞋。最鼎盛时期,厂里有14800多人,一个月可做手袋120万个、皮鞋50万双、表带16万打,一个星期有几十个大货柜。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40年,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郑可明:还是创厂之初的困难,电不够、没有原材料,路不好走。有一次,我从深圳一个人开车到潮州的厂送货,走了40多个小时。还有一次,货车司机从潮汕开了三天三夜都没到,那时候没有手机,找不到人。

往返深港的交通也难。当时,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从香港何文田的家开车到文锦渡关口,等到6点钟关口开放第一个过关,7点多第一个到工厂,8点钟等工人上班。下午4点多就又要往回开,因为文锦渡关口下午5点钟就关闭。

支持下一代投资大湾区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对你人生的影响是什么?

郑可明:改革开放前,我在香港有一点积累。改革开放后,我把工厂开到内地,生意做得更大,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支持国家的同时,成就了自己。也因为手袋生意做得不错,我后来没转做房地产等(高风险)生意。

广州日报:很多初期获得财富的人,后来也倒在大浪中。你保持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郑可明:太太和我商量过,首先,家庭稳定很重要。其次,不赌博,不做没把握的事。公司也没上市。至于炒股,在上世纪80年代,我亏过1000万后,再没去尝试。其实,吃不穷,穿不穷,做生意亏本才会穷。

广州日报:作为最早在珠三角投资的人,对粤港澳大湾区怎么看?

郑可明:我现在年纪大了,已经退休。粤港澳大湾区无论对内地、香港还是外国的商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会全力支持我的儿子投资粤港澳大湾区。我们也看好广州的发展,特别是空港经济区在大湾区未来的交通便利,考虑将大陆总部从东莞迁到广州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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