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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阳宝珊手创廖创兴银行

    来源:    作者:    2014-09-1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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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宝珊没读几年书,却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商人。38岁到香港,短短几年,炒金炒得盘满钵满。然后又办起廖创兴银行,只为老乡做生意方便,由于经营有为,廖银逐渐兴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挤提风潮袭来,廖银虽最终勉强保住,无奈廖氏却成了牺牲品。



四十创业


中资银行在香港已有80多年历史。1917年,中国银行在港设立分行,1950年归新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领导。1983年正式建立的中银集团,统一领导港澳地区
14家中资银行。
华资银行的黄金时代是1946年到1964年之间。华资银行虽资本较小,但分支行数量较多,在香港华人尤其是中下阶层和中小企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华资银行在1965年以后逐步走向衰落。到1988年底,在香港注册的华资银行还有27家,其中被港府全面接管的有2家,被外资大银行及其他机构收购参股、控股的多达20家。
潮汕藉商人廖宝珊于1948年开办的廖创兴储蓄银行, (于1955年改为廖创兴银行)也名列上述20家华资银行中。与廖氏家族共同参股并占25%廖银股权的是日本三菱银行。
廖创兴银行是第一间潮汕籍商人在香港个人独资办的银行。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是如何由独资发展到合股的呢?
1903年,廖宝珊出生于广东潮阳一个农户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941年,38岁的廖宝珊携妻儿来到香港,在—间油庄做伙计。
潮汕人素来勤劳,由于生活所迫,凭借临海之便,潮汕人漂泊异地他乡,自近代以来,不计其数。在这些移民中,成功者有之,但更大多数人仍是平平常常地为着生计奔波操劳,早期的潮汕移民最大的特点是多以从事体力活、小商小贩为主。他们埋头做工,不忘积极进取,有发展机会便抓住不放。
廖宝珊从小没读几年书,加之其母乃是廖家的小妾,身份的低微使得廖宝珊性格内向,但却相当坚毅,不达目标不罢休。
1941年,香港沦陷,油庄老板躲避战火逃到澳门,廖宝珊失业了。看着一家人愁眉不展,廖宝珊找到几位同乡,开始商量做点生意。
此时日本人统治香港,日常供应物资紧张,廖宝珊回到内地,将一些日常用品、生活用品偷偷运到香港,从中赚取利润。
由于处事谨慎,判断准确,廖宝珊很快赚了一笔钱,他立即盘下一个店铺,作为经营点,同时开始做布匹生意。
廖宝珊做生意算是半道出家,但他除了能吃苦外,还非常勤奋,身上带有记事簿,随时记下点滴想法。不仅如此,家中也到处都挂有小本,以供记录。廖氏这—做法,多年如一日,所以积累甚多,常常会有高招妙棋产生。
比如报纸电台刚一报道日本投降、香港收复,敏锐的廖宝珊立即意识到香港的房产业发展在即,房价、地价将会—路飚升。
廖宝珊捷足先登,买地建楼再卖楼,几个来回,就令廖氏笑逐颜开,地产这棵摇钱树为廖氏带来滚滚财源。
炒了地,廖宝珊还看好炒金。40年代中期,内地战火四起,国民党政府为了补充巨大的军费开支,大量发行金银券,并禁止民间私藏金银。一时间,民间的金银交易异常活跃,香港则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金银市场。
廖宝珊自然不会放过大好时机,买进卖出,都是大手笔,不久就成为炒金大赢家,赚了个盘满钵满。

廖银开业

早在40年代中期,廖宝珊就认识了东亚银行的创始人简东浦,两人交往甚密。后来廖宝珊起念办银行不能不说与简东浦有关。
简东浦作为朋友曾就廖宝珊的咨询给过忠告。廖宝珊不是冲动的人,他有自己办银行的理由,首先是眼前自己的生意红火,办了自家银行,放进拿出皆是自己的,可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再者,在港的潮人同乡甚多,如有一间专为他们而开的银行,岂不是既方便同乡又有相对稳定的储户?
1947年,廖宝珊开了一间廖创兴银行,一年之后,便在中环永乐街挂牌——廖创兴储蓄银行。银行服务对象明确,专为升斗小民提供高息服务。
廖宝珊确实有过人的经商天赋。他分析形势:通常情况下,银行是靠贷款来盈利的,也就是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如果有大宗储户存钱,又有巨额贷款客户,自然是再好不过;然而,如果银行存款数有限,那么贷款过多也会造成困难。相对来说,大宗存钱的多半是生意人和企业。那些升斗小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存钱的数目虽小,却是真正的存钱,压根就是吃利息。
廖宝珊穷苦人家出身,他了解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廖创兴储蓄银行在创办初期便借宣传媒体,大肆宣传“小富由俭、大富由天”,吸引大批普通市民存钱。同时,廖宝珊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并首创“高息”。
所谓“高息小额存款”,是指只要百元港币便可开户,存款数量越小,利息越高,在100—1 000元这个档次的,月息高达6厘。
廖宝珊此招一出,即在平民百姓中掀起轩然大波。那些家庭主妇、低收人家庭、女佣、工人趋之若鹜,一时间廖银门前人气急升。
除了市民,潮汕老乡更是纷纷前来帮衬,廖宝珊坐在永乐街的办公室里,看着哗哗进账的银子心花怒放。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廖宝珊的“家底”由此奠定了基础。
稳步发展到1955年,廖创兴储蓄银行正式更名为廖创兴银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实收资本400万港元。廖宝珊成为舆论追逐的“鼎新革故”的银行家。

改造西环

1842年2月,香港开始修建第一条马路--皇后大道。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英国正式占领香港岛。
香港开埠几年后,以皇后大道中和德辅道中自然形成所谓中环的商业中心区,中环成为黄金地段,老大洋行怡和所拥有的最大地产公司置地公司坐拥中环的主要商厦,成为中区的地头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进入长足发展阶段,人口急剧增加,中区日渐饱和,商业区逐渐东移,带动了东区的湾仔、铜锣湾的兴旺,而盘踞东区的利氏世家,一时成为东区的象征。
惟独西区即西环一带,历年来一直是下层人居住的地方,聚集着木棚户、货仓,被香港人视为脏乱差的落后区。
廖宝珊在廖银大获成功,并且炒地炒金日进千金时,不为眼前利益所惑,一反常人的视角,看中了西区未来发展的前景。
商场成功者大多有相似的经验,其中有一条至为重要,即先知先觉的商业敏感。倘若始终跟着别人的脚印走,哪就怎么也走不出别人的身影,弄不好商海翻船还不知遭遇了哪股风。
廖宝珊独具慧眼,难怪日后权威人士惊叹廖氏出手不凡。舆论界刚刚欣赏完廖氏的银行家风采,又赞其是港岛西区的“先行者”,是“眼光敏锐的潮籍大企业家”,“高瞻远瞩”,“益己利民”。
也有记者问廖宝珊的经商秘诀,廖氏一脸认真地说:“经商没有什么秘诀,我只知勤劳苦作。”
廖氏不肯公开秘诀,但不等于他没有。要知道1955年在他已将廖氏创业储蓄银行正式更名为廖创兴银行时,未来的华人首富李嘉诚还在生产塑胶花,尚未崭
露头角。
但廖氏的作风是稳健的,稳健中有开拓,冒险里有谨慎,看中西区便是如此。
50年代后期,廖宝珊大刀阔斧,将位于西环的公安、公源、源源、永源等货仓以及昆仑电器厂厂房统统买下,夷为平地,一口气建成18座高楼。令廖氏得意的是,所有楼宇均被抢购一空,此时正碰上香港房荒。
尝到了发展西区的甜头,廖宝珊的第二次大动作是将均金、均利、祥发、永发、泗合、成昌等货仓再次魔术般变成了一大片高楼大厦。
廖氏的推波助澜加快了西区的建设,马路在扩建,商铺在开张,人气在上升,巴士线路在延伸,投资者接踵而来,物业的价格也飞速上涨。
这一切都在廖氏的头脑里,他早在几年前就看到了。
说廖氏是西区的地头龙不为过。

不测风云

买地建楼,廖宝珊感到物业是一个企业实力最好的说明。为了使廖银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可靠,廖宝珊亲自选址,在德埔道西动工兴建10层高的廖创兴大厦,并将银行迁入大厦首层。
廖银在市民中的信誉果然大增,储户络绎不绝。
为了更好地服务储户,廖宝珊再改革银行,推出每日午间及节假日照常营业的措施,深得储户好感。
时间到了1961年6月,在廖宝珊主持下的廖银一切正常。然而,直至十几天之后的一场香港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挤提风潮发生的一刻,廖氏却浑然不觉。这一次,廖氏在劫难逃。
6月14日,星期三,一大早像往常一样,廖银准点开门营业,不曾想呼啦涌进一大批提款储户,这些储户多是市井百姓,大呼小叫,惊乍乍,说是廖宝珊已将银行钱提光,而且人也已逃离香港。传言如风一般迅速刮向港岛每个角落,这些小户人家的女佣、工人、职员等等都视钱如命,一听银行已掏空,岂有不拚命取回钱的?
一时间,营业厅里乱成一团,银行职员们更是招架不住,使出浑身解数想安抚情绪激动的储户,但哪里管用。
第一天好不容易过去了。第二天,更大的挤提风潮向廖银席卷而来,廖创兴中环德辅道西总行、湾仔轩尼诗道分行、九龙弥敦道分行、旺角分行、太子道分行、深水涉分行,所有的分行门前都挤满了人。
廖宝珊自听说有人挤提存款开始,便血脉贲张,他来不及细想这场风波是如何掀起的,只想着尽快平息风波。他向其他银行求救,但均遭拒绝,廖宝珊绝望而归。
孤立无援、独自面对挤提风潮的廖宝珊确实感到了商场如战场,平日的朋友此时都为了自身利益,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借口推脱。那么,廖宝珊到底为何会落人挤提漩涡的呢?
原来,在60年代初期,香港政府还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没有制定官方利率。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
廖创兴却自行一套,创立“高息小额存款”,一时笼络众多升斗小民,令同业无奈,包括汇丰、渣打也对之奈何不得,但大家却是颇有微词,认为廖创兴名为银行,实是银号。
挤提风潮突兀而至,同业自是隔岸观火。
三日之后,警方在报端发表声明:
“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警方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挤提人群的情绪;汇丰、渣打作为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以及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此时也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可透支3 000万支持廖创兴银行。
挤提风潮至此才慢慢平息。
据统计,三天内廖银接待挤提存户2万人,流失存款3 000万港元。
望着终于安静下来的银行营业厅,廖宝珊欲哭无泪,他尚未从强烈的刺激中缓过神来,另一场风波又来了。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挺清楚的英文原稿,等在报章上刊登出来时,
中文却成了“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到底是出于笔误,还是蓄意而为,事情真相终不得而知。可怜的廖宝珊完全崩溃,他双眼充血,大骂汇丰渣打卑鄙。
律师一再告诉廖宝珊,这纯属误会,不必较真。廖宝珊将信将疑。自己一手建起的银行摇摇欲坠,这边又有妄图鲸吞者,廖宝珊终因刺激过度,在挤提风潮一个月后,脑血管破裂而身亡,享年58岁。
一代银行家终成了挤提风潮的牺牲者。

廖氏后代

1961年对于廖氏家族来说是个多事之年。挤提风潮差点挤垮廖银,而一家之主廖宝珊又壮年早逝。
好在廖宝珊在去世前一个月,急电召回在英国读书的长子烈文和二子烈科,在家族事业危急关头,廖氏兄弟仓促上任,接替父亲,收拾残局。
廖宝珊平日教子严厉,也有意让子女们参与家族生意,在耳濡目染下,廖家七兄弟二姐妹十分懂事、识大体,对于生意也不陌生。
尽管父亲意外身亡,来不及做过多过细的安排,长子烈文担任廖企董事会主席,烈科任廖银董事会主席,三子烈武任廖企董事总经理,诸兄弟皆为董事。
廖家第二代基本上平稳接管了家族事业。在最危急的时侯,即挤提风潮过后,为还清债务,廖氏兄弟变卖了大批物业土地,总算避免了家族事业的倒闭。经过这番动荡,廖家元气大伤,但这也促使廖氏兄弟从接任开始,便形成了谨慎从事的风格。
教训变成了经历,几年后香港再度爆发挤提风潮,多家银行受重创或倒闭,而廖银却安然渡过风潮。
除了廖银之外,廖氏兄弟也涉足房产、保险、建筑、货仓等。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兄弟俩以谨慎、稳重为第一。
廖氏第二代也是受现代教育的,对西方现代企业的科学之处以及华人家族企业的弊端看得十分清楚。为了淡化家族企业的色彩,廖氏兄弟看中了日本三菱银行,欲与其合股,共同经营银行。
双方一拍即合,日本三菱银行占廖银行25%股份,成为其股东。至此,廖宝珊一手独资建起的家族银行正式成为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一改过去传统家族
式的作风,更具现代商业银行色彩,因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恐怕是廖银创始人廖宝珊意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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