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在优化需求管理的同时应该以攻坚克难的改革，有效的制度供给作为龙头，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来争取理性供给管理的守正出奇。这个守正就是首先必须坚持：无论怎么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路线、大政方针之下，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轨道上，来攻坚克难，争取在改革深水区把硬骨头啃下来。

但是不要以为“守”了这个“正”，把市场经济已有的经验和我们过去已经在市场经济轨道上形成的初步经验拿来解决中国新阶段的现实问题，我们就可以一路现代化了，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守正”之后还必须实现成功的“出奇”，就是以供给侧的创新支撑来出奇制胜。要把这些落地，实际的问题就是供给侧的改革、理性的供给管理视野之下的这些产业政策，怎么样设计和优化的问题，它们必须跟转轨改革配套。要把握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和管理性问题，一定要跟改革中“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形成动态优化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它的决策实施、监督、绩效考评、纠偏、问责机制等方面，至少有这样几个要领：

第一，科学决策方面，首先肯定要有一个通揽全局的政府发挥公共职能作用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新境界。政府各部门一直不得不做规划，但是我们过去往往规划出来以后扔在抽屉里难以切实执行，它在执行中可行性上受到的约束，又跟我们过去的各部门各自为政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当然也是一个难题，但如果大部制改革、扁平化改革真正实施以后，规划的状态上最后是要“规划先行而多规合一”。

第二，有了规划上的多规合一，后面它的动态优化还要多轮进行，并加强多重监督。有些相关的具体的产业政策，比如能源政策，通盘规划之后又有必要多轮优化。

第三，就是绩效考评一定要努力发展，虽然很有难度——因为它是超越微观经济主体的成本效益分析眼界的，还要加上综合效益、长远后劲、社会经济的正负外溢性这些复杂问题，但是我们必然要做这方面的努力。在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方面，对其复杂的结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很难拿出一个量化模型，但至少先要拿出个理论模型，再由粗到细争取对它做出量化上进一步的把握。

第四，显然还要有纠偏和问责机制。既然是要走阳光化的现代化之路，既然要全面依法治国，那么纠偏和问责显然也是要在全面法治化框架下通盘设计的，这里面当然不应该排除有奖，但也要有罚，必要的奖励机制与问责机制，应该是结合在一起设计的。

如果真正能够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的政府优化结合，来解放生产力、释放活力和打造我们新常态由“新”而“入”常的升级版，也就能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形成发展后劲，来继续超常规发展，对接伟大民族复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