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潮汕史迹寻踪
明朝立国之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海贸受到严重打击。明代中后期，是中国航海事业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东南沿海活跃着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抗清队伍，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航运业，为中国海贸史留下一个辉煌的篇章。

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组织抗清，为了在军事上取得更大的进展，致力经营航海贸易，借下海通洋之利以养军。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占领了漳州、泉州两处港口以后，税收增多，兵力日益扩充。因从者日众，仅靠关税一途仍时感粮饷不足。于1652年，派船贩运于吕宋、暹罗、交趾、日本等地，经营海上贸易，“以商养军”。当时参与郑成功航海贸易活动的船舶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漳、泉等地海商散户的船舶；一部分是原来郑氏海商集团内各家的船舶；另一部分属郑成功所有，包括其父郑芝龙留在海外的贸易船。除这一支联营的船队外，郑成功还设立了“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五大商分山海两路，山路分金、木、水、火、土五行，设在杭州，采购出口物品。海路分仁、义、礼、智、信五行，设在厦门，负责出口分运。这时的航海活动范围虽不及明初那样广阔，但收益甚巨，是郑成功的主要财政收入。当时郑成功的数千艘战舰和十几万人的军队，都是依靠航海贸易的收益来供给的。

一、郑成功航海贸易的活动范围

郑成功船队活动的范围，直接或间接与其发生贸易联系的，是日本和东南亚两个地区。

明崇祯八年时，日本的德川幕府采取闭关政策，宣布只准中国海船到长崎一个港口，因此，郑成功船队到日进行贸易时，只有长崎港可以靠泊。但对东南来的贸易活动范围则比较广阔，像是达维亚（雅加达）、东京（越南北部）、暹罗（泰国）、广南（越南中部）、马尼拉、柬埔寨、柔佛、北大年等处，都是郑成功贸易船队经常往来之地。他在这些地区之间，利用地区差价，长途贩运，赚取巨额利润。因此郑成功的贸易船，往往是根据当时各市场行情变化和其军需采购要求，调整和变化航线。所以他的路线多变，但按其走向可以基本分作直达航线和三角航线两种类型：直达航有从厦门到日本，厦门到南洋两条，这是郑成功贸易船的主要活动路线；三角航线是从厦门到南洋各地，再道到日本，然后再返回厦门。在这条航线上，郑成功贸易船将中国货物运销南洋，在当地销售后，换取香料运销日本，再由日本换取金银或军需物资运回厦门。

当时航行在中日航线的是中国商船，自1650年到郑成功1662年收复台湾时为止，最多时每年有70艘，最少时有42艘。平均每年为50艘。其中除直属郑成功所有船舶以外，还包括一部分散商的单船，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调查说：“比如1650年来港（长崎）的七十艘中国船中，属于郑氏所有的福州、漳州、安海船有五十九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几乎年年如此。”按此调查来看，郑成功经营中日航海贸易的商船，约在50至60艘之间。另外经营南洋航线的商船有16至20艘；经营中国、南洋、日本、三角航线的商船约有10艘，在这些海船中有“口船”和“奥船”两种船型。“口船”较小，载重量约为10至60万斤之间，平均为35万斤。主要用作直达航线上的贸易船。“奥船”比较大，载重量约为120至200万斤之间，平均为160万斤，是三角航线上的贸易船。郑成功的航海船队，约有这类巨舶90艘左右，长年在中日及南洋各地进行着贸易活动。

二、郑成功海航贸易的重镇——达濠港

达濠，是距潮阳县城35里的一个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小岛，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渔工商繁茂之地，列潮汕四大古镇之首，人称达濠埠。清杨英在其《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中说：“达濠浦（埠）可以抛泊海艘、通运粮米，资其富饶，且须由南洋鲎澳过达濠浦方可至县”（台湾文献丛书第32种电子资料）可见其战略位置的重要。1649年郑成功部将黄海如献计取达濠，是年11月29日，藩师至达濠，“时达濠有三寨：曰达濠、曰霞美、曰青林，每寨千余兵丁，负固自恃”（引文同上）。“成功遣陈斌进破达濠、霞美二寨，降其守将张礼。”（清沈云《台湾郑氏始未》卷二台湾文献资料丛刊第15种电子资料）。郑成功自此控制了达濠东面海隅的下尾，但刚开始没有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发展贸易，只有到了清廷颁布海禁政策之后，达濠才发挥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

据郑经的战略部署，邱辉（达濠人，因清政府海禁而聚众反抗，后归郑部）在达濠开设商埠，发展渔盐和转运贸易，汇聚东南各种货物，运济台湾。康熙9年（1670）邱辉受命在达濠设置“大明潮州府”，“置市廛数百间，擅一府渔盐之利”（清王岱《澄海县志》卷19）。在邱辉的悉心经营下，潮台的海上经济联系纽带牢固地建立了，时间长达十余年，货物源源不绝地补给台湾。据史书记载，凡闽、粤、赣边的盐商，须到达濠邱辉处领取“行票”方能经过潮州广济桥和出港，其势力之盛，可见一斑。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志汇编》第四部《潮州志》大事志中按：“……惟达濠岛似为界外云。”

关于当时潮台贸易之盛，达濠民间至今多有传说，据说邱辉在达濠中鞍头（今海旁路、沿江路一带）设交易夜市，十里繁华，灯火通宵达旦，濠江上商船往来、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民谚“四处去到造（读zāo），不如达埠中鞍头”，就是当时形象的写照，现在达濠的厂前街、古井脚、苏州街的繁盛均形成于当年。潮学泰斗蔡启贤先生到达濠时曾赋诗一首赞颂邱辉在达濠开埠和转台贸易的功绩：“南澳至今称国姓，达濠无客说邱辉。诛茅抗敌兴洋贩，不及祖师尘帐帏”。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辉踞达濠……布帛无缺，凡货入界者以价购之，妇孺无欺，自是内外相安，转运毋遏，物价俞平”。这样的贸易盛况整整持续了十余年，至邱辉败退台湾时方才停止。这个时期达濠的海贸对台湾的社会稳定、军需民求和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1996年3月，广澳湾海底一艘沉没近四百年的古战船的发现使这段史实又一次浮出水面。是年南京航道分局航海八号船在汕头市达濠区广澳深水港水域施工时，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一艘沉船，他们在深水中打捞出有“国姓府”字样、长约一米的铜铳二支（其中一支已折断），上铸“藩前忠振伯前镇协关防”和一枚长十厘米、宽五厘米、厚一厘米的铜印（字迹不辨），此外，还打捞出铜钱、瓷器一批。据有关专家鉴定，这艘沉船是郑成功部将洪旭的兵船。由于在船舱中还发现有大量的货包（已不能辨认），则可断定，这艘船是从达濠出发、载运货物往台湾途中触礁或遇袭沉没的。

三、郑成功航海贸易收入的估算

郑氏贸易船输向日本的大宗商品是生丝，还有从南洋三角航线运过去的香料。生丝的利润率约为140%，香料为450%，绸缎为90%，郑氏贸易船从两条航线输入日本的这些货物，每年约可获利96万两。从日本输回中国的黄金，利润率是83%，铜为48%，军器为80%。从此类货中约可获利45万两，两项共计每年约可获得141万两白银。

郑氏贸易船运到南洋的货物，也是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其利润率约为100%，比日本为低。回程货是香料，到中国以后的利润率是60%。这可能是郑氏贸易船多数分配在中日航线和三解贸易航线上，而少分配南洋航线上的原因。由于南洋航线的利润低于日本，去货获利约可得64万至80万两；回货约可获利29至48万两。两项共计约93至128万两之间。把南洋和日本两处的贸易利润相加，总计每年获利约为234万至269万两白银。

当时郑成功养兵18万人，军饷开支约需360万两左右，加上其他政务开支，至少总需为400万两，其航海贸易收益269万余两，约占其总支出的62%还多些，可见海商之利，是维持郑军及其政权的主要财政支柱。同时在郑成功占据闽南沿海期间，厦门岛在其经营下，成了中国对东南亚地区航海贸易的吞吐和周转中心港，既有经济上的利益，又是郑成功复明抗清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