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参观福建厦门华侨博物院时说：“这是世界上唯一展示出华侨历史的博物院。青年人来这里看看，就会懂得什么叫华侨”。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尤其青年读者阅读下文之后，懂得什么叫侨批。

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

侨批，渗透着海外华侨的血泪和汗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里的深厚感情和对自己亲属关爱、负责的精神，从一个方面体现出潮人强大的亲和力凝聚力，是研究华侨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要解读侨批，就得从华侨说起。史料表明，早在唐代，就有先民侨居海外，到了明代中叶，出国的同胞逐渐增多。“鸦片战争”以后，国内贫苦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不堪经济破产和政治动乱，被迫离乡别井，去当“契约华工”。自此之后，飘泊海外的同胞越来越多。

众多的华侨尽管远隔重洋、身居异地，依然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命运。孙中山在领导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就得到华侨的多方支持，当兴中会发展到300人时，在可考证的279人中，78％是华侨；在黄花岗72烈士中，华侨烈士占40％。为此，这位革命先行者由衷地称赞：“华侨乃革命之母”。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每月的捐款，相当于抗战经费的1/3。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又满腔热忱地支持祖国、家乡建设，华侨的杰出代表陈嘉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邓小平则深情地说：“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潮汕地区是全国著名侨乡，海外华侨(包括华人、港澳同胞)逾千万人，遍布世界各地，故有“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存在”之说。他们跟国内其他华侨一样，为生活所迫，或为逃避战乱谋求生存，冒险前往东南亚地区或世界各国，不论在深山野岭还是在矿区、胶园，也不论当苦力、杂工还是做小贩、店员，都在艰辛劳作、克勤克俭，希望将得来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家乡，克尽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或者争取返回祖国故里与亲人相聚。由于当时潮籍侨胞聚集的东南亚各国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潮汕地区在汕头开埠前也没有专营侨汇业务的机构，海外华侨汇回家乡的款项和家书或简单附言，就靠“水客”递送。所谓“水客”，就是经常往来于国内外、专为华侨带送侨批或物件的人，他们搭乘定期往返的船只，不断把海外华侨托付的款项、家书或附言交给国内亲属；又不断将国内亲属的回批或口信带往国外。“水客”收费一般由寄批者先付，也有在侨批送达后，再由亲属支付。“水客”的收费无定，往往只够他们旅资食宿。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客”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凡是到海外寻夫、寻父和寻找亲友的“新客”(即新出洋者)，或在海外出生的侨胞后裔初回故里寻根问祖者，都由他们带出去或领进来，这样的“水客”称为“客头”。

“水客”和“客头”递送侨批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原款原信直接送到侨眷手里；一是将所托款项先采购物品带回家乡出售，再按原款数额连同家书一并交给侨眷。充当“水客”、“客头”者，大多具有一定文化和办事能力，为人热情、诚信忠厚，富有同情心，很受华侨及侨眷的欢迎、信赖。

后来，较有积蓄的华侨或托寄较大数额的侨户，便改为派专人携款回乡，同时递送亲友集中托付的大宗侨汇。这些专营侨批递送的户头，便是侨批局的雏型。侨批局亦称民信局、批信局或批局，是一种民间自发兴起、专门办理华侨附有信件汇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到了清代道光年间，潮汕地区较大规模的侨批局开始形成，并与新加坡批局联号。自清末大清邮政成立至民国邮政时期，民办侨批局仍作为必要的补充继续存在。至1932年，仅汕头市的侨批局(馆)已增加到66家，占广东省侨批局总数的70％，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占领汕头，及沿海各县，不少侨批局歇业或内迁。后来，又因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加上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海上交通中断，侨批业更为凋零。直到抗战胜利，侨批业又迅速恢复起来，并空前发展，成为沟通海内外潮人信息的重要渠道。1946年，有关部门调查的结果，当时潮汕各地的侨批局就有131家，而潮汕人在海外各地办的侨批局多达451家，其中在泰国就占118家、新加坡80家。在东南亚，侨批局的网点遍布潮人居住的地方，对侨居各地潮人的姓名、籍贯都有所了解，并为有侨批、回批往来的侨户及其眷属情况，一一建档存查。在国内，侨批员肩负褡裢，手拿雨伞走乡串村，只要有址可询，哪怕仅有一个字，他们也会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甚至冒着盗贼抢掠的危险，把侨批送到收批人手中，因此深受人们的尊敬。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汕头市支行于1949年11月5日，开始接驳第一宗侨批汇兑业务，仍由侨批局凭保先支付款项，11月11日按常规办理解付手续，至1950年1月14日止，共来十次侨批，登记批信15万多封，金额为797万港元。以后，随着邮电事业的发展，国内侨批局全部按其资本核算成入股资金，由国家银行直接管理。1979年，国家银行将国内外侨批局的股金全部退还，至此，侨批和侨批局完成了它的重要历史使命而光荣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海外各地通过侨批注入潮汕的侨汇数额相当可观，据统计，仅1919年从泰国汇入汕头的侨汇，已有2100多万银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侨汇注入潮汕的数额增多，汕头的侨批业相当兴旺，如光益裕号每月营送的华侨批信近2.4万封，批银35万元；1948年，汇到汕头的侨批为198.87万多封，汇进侨汇1.19亿多元。

潮汕侨批业虽已“引退”，但它的历史贡献仍令人难以忘怀。首先是对潮汕经济发展起调节、促进作用，据海关统计，1895年后，汕头对外贸易入超750万余两(关平两，下同)，1905年入超889万余两，1935年入超1184万余两。有了大量侨汇调节，既保持外汇平衡，又增加社会购买力，各行各业也就能够平稳发展。其二，维持侨眷生活、有利社会稳定，侨汇与侨眷息息相关，近代潮汕民众以侨汇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之一者，占总人口的40～50％，有些乡村占70～80％左右。汇来的侨批正常，侨汇渠道畅通，侨眷生活就有了保障。其三，促进近代潮汕金融业发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后，各银行陆续在潮汕设立分支机构，老金融机构的银庄也不断增加，仅汕头市，1932年已有银庄60多家。这些银行和银庄的业务，很大程度上靠海外华侨和家乡侨眷存放款支持；不少银庄还兼营侨批业，侨汇业务直接关系到银庄的生存与发展。其四，在家乡兴办教育及其它的公益事业，近代潮汕通过批局、银行注入的大量侨汇，就包括海外华侨团体和各地华侨捐资兴办家乡教育及其它公益事业的款项。自清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海外华侨捐资在潮汕兴办的学校达数十所，其中有1905年揭阳华侨林奕荣创办的义和学校和澄海陈慈黉创办的成德学校，1907年潮安华侨沈纯庵创办的育华小学堂等。1945年至1948年，中国南方数省受灾，泰国侨领郑午楼成立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并亲任委员会主任，发动泰国华侨捐款，购得大米3万吨赈济潮汕及其它地方的灾民。

由此可见，一封封侨批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海外华侨“热爱祖国、情系故里，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聪明智慧、笃诚守信”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