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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开埠 1860的记忆

    来源:    作者:林馥榆 彭涛    2015-01-29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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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围墙微缝眯眼看去,修葺一新的海关钟楼孤独地委身于此。它曾经见证着汕头自开埠以来的历史,承压过一段潮汕地区或屈辱、或辉煌的岁月。随着四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在尘土迷漫的建筑工地里,在打桩机的轰鸣声中,具有非常浓厚的西洋气息的老海关钟楼在建筑工地包围中孑然伫立,愈发显得突兀。

时光倒流至晚清,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无情炮火中无奈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1860,汕头烙下深刻的记忆。

开埠前夜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攫取中国各种权益方面得寸进尺。列强们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却并不按照在《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地点进行贸易活动,而是进一步肆意将魔爪伸向其它港口城市,汕头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将船只开进汕头港的妈屿岛海面,派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进驻妈屿岛,进行商业贸易和传教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汕头就已经成为一个颇为繁荣的商埠,西方列强们对她早就已经垂涎三尺。那时的汕头地域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条件优越,被人称为“岭东门户,华南要冲”。19世纪中期,随着樟林港的衰落,汕头港逐渐取代了樟林港的地位,成为潮汕地区中心港口。正因为汕头的重要性,咸丰三年(1853年),粤海关在汕头港的妈屿岛上设立常关,即是潮州府海关总口,也称为新关,取代了原庵埠总口的地位,以方便办理海关事宜。

汕头开埠前的咸丰二年(1852年),西方国家的轮船、帆船就已经开进南澳和妈屿岛海面,从事着鸦片走私和掠夺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1852至1856年的5年中,从南澳和汕头被掠运出洋的潮汕苦力约4万人。1858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卫廉致美国国务卿加斯的函件中是这样描述汕头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当时,担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侵华全权大使额尔金爵士来汕考察,他说,“我亲眼看到外国商船在汕头上下货,汕头是一个非常好的港口。”据悉,仅1857年一年,出入汕头的外国船只就达120艘之多。额尔金爵士向在华英商怡和洋行老板约瑟夫·渣甸征询意见,问及要在中国哪些地方增辟商埠,渣甸向他陈述看法时就曾表达过对汕头的看法:“一个未经条约承认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头港”。另一名谈判代表依尔近公爵也说:“可能这次签订条约将汕头辟为商埠”。可见,西方侵略者决心要把这个非法的贸易港口,变为“合法”的贸易商埠。不光是西方列强对汕头虎视眈眈,恩格斯也于1858年11月18日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汕头是《南京条约》继五口通商之后 “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风雨变幻

列强贪婪的胃口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由于《南京条约》时限问题,英、法列强提出修约不成,又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于是借口“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蓄意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汕头又被卷入暴风骤雨中……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并叫嚷着要打到北京城,这使得清政府感到非常恐慌,被迫无奈于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即1858年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潮州(汕头)、琼州、台湾等10处为对外通商口岸。《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条款规定:“……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汕头)、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而在这之前的咸丰八年五月初八日(1858年6月18日),充当战争调停身份的美国就已经先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十四款规定:“一、大合众国民人嗣后均准挈眷赴广东之广州、潮州(汕头),福建之厦门、台湾,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上海,并嗣后与大合众国或他国定立条约,准开各港口市镇,在彼居住贸易,任其船只装载货物,于以上所立各港互相往来。”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清政府与各国在签订条约一年后需互换双方政府的批准书,条约才能生效。可是到了1859年6月,英法两国仗势欺人,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时间、路线、地址,进行批准书互换,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获取《天津条约》以外的更多权益。其故意挑起事端,引起清廷的不满,因而战事又起,导致互换批准书时间非正常延迟。美国恰好钻了这一空子,1859年8月16日,美国公使华若翰与清政府直隶总督恒福在北塘互换批准书,至于汕头什么时间能够开市,清政府认为应该等待与英法两国一起办理。后来美方多次纠缠,陈述美国商人三年前就已经与汕头商人私自买卖的事实。针对美国公使反映的情况,两江总督何桂清经过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后,在呈交朝廷奏折中称:“潮州(汕头)、台湾两处,与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此次米酋恳请先行开市,也因贸易已久……”。清政府认为汕头与西方国家通商既已成事实,无奈批准美国于1859年11月15日在汕头先行开市。批文重点称:“所有潮州、台湾两口,准米国先行开市,并照新章完纳船只吨钞……”。随即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咨会广东地方官员就汕头开埠事项作出具体安排。咸丰九年(1859年)12月初,两广总督劳崇光与何桂清向清政府报告关于潮州(汕头)开埠的安排:一是“拟潮州税务归并粤海关监督画一办理”。理由是:“粤海关管理已经多年,制度健全,对美国船的征税可以按广州大关章程办理”;二是决定潮州(汕头)“开市伊始,必须增派督员,具体人选是曾经担任粤盈库大臣,熟悉关务的陵水县知县俞思益”。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华若翰也由上海来到广东,与劳崇光直接商谈汕头开埠事宜。劳崇光与华若翰议定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九,也就是1860年1月1日,潮州(汕头)开市。

1860年1月1日,潮州(汕头)如期对美开市,在汕头港口门的妈屿岛上设立“潮海关”。当时,参与汕头开埠设关的有清朝地方官的代表同知衔陵水县俞思益,庵埠通判林朝阳,美方代表署理汕头领事裨烈理,另外还有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华若翰之弟华为士(美)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任命为潮海关第一任税务司,俞恩益被清政府户部任命为潮海关第一任海关监督。至此宣告潮州(汕头)正式开埠,之后就被人们俗称为“汕头埠”。

1860年8月1日至24日,英法联军先后占据北塘,再次攻陷大沽炮台,继而占领天津。9月攻张家湾、通州、八里桥。10月6日攻入北京城。随着18~19日稀世奇园——圆明园在英法联军的火光之下化为一片废墟,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清政府再一次丧权辱国地于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即1860年10月24日、25日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英法两国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英法外使确认汕头为潮州对外通商口岸,同时英法两国派员到汕头设立领事馆。然而,英国领事仍不死心,以《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条款为理由,借口要在潮州府城也设领事馆,遭到潮州人民的强烈反对,多次进城不成。最后,清政府只得派李鸿章的部下丁日昌到潮州做工作,采取分化瓦解和镇压相结合的强硬措施。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5月,丁日昌派人以强硬手段协助英领事进驻潮州城,问题才得已解决。同治九年(1870年),英国人在潮州城内设行辕,相当于现在的驻外办事处。不久之后,英国领事因觉得这个行辕没有必要而将其撤消。

潮商的崛起

汕头的开埠,对汕头,乃至对整个潮汕地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

在经济层面上,被迫开埠的汕头,这个在列强眼里颇具价值的港口,已取代原先的樟林港成了粤东的门户和海运贸易基地。在当时,西方一些国家轮船公司,先后在汕头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并开通了暹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以及香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芜湖、武汉和台湾高雄、基隆至汕头的海上航线,直接控制了汕头埠的海运业务。西方商人借助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海运的便利条件以及通过合法和非法两种途径获取的种种通商特权,纷纷到汕头设立商行,开办工厂,从事商业贸易和土特产品加工与出口,这些都对潮汕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导致大量国家对外贸易权益的丧失。但是,由于开埠,潮汕地区的人们不断接触到外来新型的文化,尤其是在商业方面的文化。在随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中,人们积极兴办实业,也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汕头的城市贸易、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的发展,改变了潮汕地区的经济格局。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崛起更为近代潮商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时候的潮商们纷纷走出去,形成第三次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充实了海外潮商群体。这些走出去的海外移民,也就是当今海外潮商的先辈。

随着汕头的开埠,凭借着善于经商的天赋和商业能力,许多潮汕人走出潮汕地区,到东南亚和香港从事种植业、商业和转口贸易业,通过自己辛勤劳动,从最初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创业并出人头地的成功典范。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移居暹罗的潮商数量和实力均开始居于华商的前列,而且逐步形成了基础相当稳固、经营领域和行业广阔多样的潮州商帮,其中高楚香、陈慈黉、郑智勇、郑子彬、蚁光炎等都在这期间先后成为潮商的杰出代表人物。在新加坡,开埠后迁往那里的潮汕人,有不少也在经营商业和种植业。他们在从事零售、中介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从事替代出入口业务的进出口商和批发商,并取得很好的业绩,比方说有蔡子庸、陈永锡、陈德润、廖正兴、王邦杰等。余连城、张永福、胡福德、陈永天等,也因分别从事菠萝、橡胶种植而先后成为种植业的巨擘或拥有超百万资财的富翁。除此之外,这期间还有部分潮商在新加坡经营建筑业、服务业,同时涌现出一批由潮商经营的汇兑庄、侨批局,把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金融资本,先后涌现出黄松亭、蓝金升、李龙云、李伟南等一批杰出的经营者。在马来亚(当时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合称马来亚)从事经营的潮商,早期主要从事甘蔗、甘蜜、胡椒、木薯、橡胶等商品经济作物种植。先后涌现出许栳合、林亚相、连瑞利等一批著名的种植园园主。香港自鸦片战争开始逐步割让给英国而开始成为自由贸易港以后,也吸引潮商纷纷前往创立商号,从事暹罗大米贸易和中国及南洋各埠的土特产运销业务,成为香港转口贸易经营领域的中坚力量。潮商们在香港奋力开拓,不断发展,在香港经营米业、药材业、饼食业、瓷器业、纸业、凉果业、柴炭业、茶叶业、菜籽业、汇兑业和侨批业,而且都达到较大规模,先后涌现出陈焕荣、陈殿臣、高舜琴、陈子舟、蔡杰士、吴潮川等一批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商界名流。

在海外的潮商们凭着自己的刻苦经营成就一番事业之后,又回到汕头埠和各县城斥资兴办实业,试图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使汕头,乃至潮汕地区的经济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例如开设汕头豆饼厂(1879和1893)、汕头顺利船厂(1884)、汕头金源榨油厂(1892)、汕头机器面粉厂(1899)、汕头熔铁厂(1904)、汕头适味罐头厂(1908)、汕头荣和盛机器碾米厂(1917)、汕头耀昌火柴厂(1920),以及澄海振发织布厂(1909)、潮州张元昌机器碾米厂(1917),汕潮揭轮船公司(1890)、汕头昌华电灯公司(1905)、开明电灯公司(1909)、汕头自来水公司(1910)、汕潮揭电话公司(1921)等等,同时参与筑造潮汕铁路(1903)、汕樟轻便铁路(1915)。还曾先后在汕头、潮州、潮安、澄海、揭阳、潮阳、饶平、普宁、惠来等地创办侨批局、汇兑庄及其联号、分号。这批新式企业、商号的出现,既是汕头对外开放的见证,也集中呈现出海外潮商们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之情,对汕头城市近代化和潮汕地区工商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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