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只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放在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位置，成为发展的"引擎"和"驱动"，让更多的人在增长过程中受益，才能真正去破除增长的障碍。”

     欧洲又到了阴雨的冬季，经济危机的阴云依然没有散去。暖气如春的房间里是衣着光鲜、兴高采烈地喝着咖啡聊天的人们；街边是蜷缩在超市门口的台阶上、酒气袭人、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很多人把“流浪汉”的流落街头，归结为遭受了命运的打击和“玩笑”；也有人认为是自暴自弃的“不良选择”，是社会中再常见不过的一种现象。

     然而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恰恰代表了一种对“社会问题”的视而不见。流浪街头看似孤立的个体，可能“星罗棋布”地散居大街小巷，以上千上万计，代表了这个社会最“失意”、最“落魄”的一群人。他们或许因为家庭的贫困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早年辍学，被迫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打着短工，当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成为了最早失业的人；没有了经济来源和房屋保障后，不得不流落街头开始流浪的生涯……“社会问题”指向的是这些“社会现象”背后，这一群人面临的“共同困境”和“群体性挑战”：为什么他们会早年辍学，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什么他们只能在工厂中获得短工的机会，而无法拥有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他们没有了经济来源之后，也得不到住房的保障，被迫流落街头？为什么流落街头后，他们的归宿只能是超市门前的台阶？

     “社会政策”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可大可小，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某个阶段，但终极的诉求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尽管往往被误为是一种“宽得没有边际”的政策，但社会政策真正的使命，是把发现社会问题、号召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为己任。尤为关键的是，如何把一个看似最常见的“社会现象”，通过系统化的、科学化的过程，转化成为公众认可的“问题意识”，实现对该问题的“持续关注”，最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成为政府的政策。

     社会政策张扬社会的“群善”和社会的“正义”，牵挂的是正陷入“社会问题”的弱者或边缘化群体，和没有享受到社会发展应得福祉的人们，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失序和矛盾冲突。不过，一个应当极力避免的误区是把“社会政策”简单地与所谓的“福利政策”画上等号，认为社会政策就是花纳税人的钱去让一群人以高福利的名义享受“不劳而获”，或者简单地把福利国家的失败归结为一群无所事事的懒汉倚靠在国家身上，成为国家躯体上的“寄生虫”。

     21世纪出现的一个共识是，社会政策是国家首要职能的一部分，应当促进社会整体福祉的增长，从被动的“社会援助”走向积极的“社会发展”。它不仅应当成为弱者陷入困境时的托底和保障，更应当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平等享受发展带来成果的促进机制。换句话说，社会政策已经远远不是市场失败时用于补救的一套临时的、有限的安全网，充当着“消防队员”或“救护车”的角色；社会政策需要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有序的设计，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更多地走向前台担任“气象预报员”的任务，关注社会的动态和走向，把握人民的需求和呼声，实施积极的社会干预。

     有人说“社会政策”不应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政策目标，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问题会“迎刃而解”，经济增长得来的利益会如同涓涓细流一般，“滴落”到人民的头上，惠益所有的人。然而事实证明，缺失“正义”和加剧“不平等”的经济增长，或是那些压制、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部分人获利的经济增长，都是整个国家继续向前的严重障碍，也是造成社会如“碎片化”散裂的根源，更是影响国家和社会团结的风险因素。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

     只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放在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位置，成为发展的“引擎”和“驱动”，让更多的人在增长过程中受益，才能真正去破除增长的障碍。这不仅符合人道主义的观点，更可以有力地塑造国家，是任何“善治”的国家都应当提倡的重要发展战略。

     设计和执行好社会政策，需要“向下看”从自己国家的角度了解本国人口的需要，查明哪些社会群体被排斥在社会发展之外，应当定为最优先目标。妨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和结构性原因在哪里，经济、社会、体制上或是环境地域的因素。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和个人的风险性在哪里，怎样防范形成集体性的风险。社会种种差异和不平等造成的冲突和矛盾，如何预警、如何预防、如何积极地予以干预，避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此长彼短的“跛足”局面，使得社会公正程度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累积趋于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