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20日下午，在本报主办的首期财经智库沙龙上，百余位经济界精英围绕着“重新审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话题展开着激烈的讨论。这些人中，既有长期奋战在改革开放一线有着独特感悟的实践家，又有著作等身长期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有掌管着涉及国家安全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骨干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众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参与者，每一位来宾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们的地位、学识乃至影响力，足以令他们的观点掷地有声。
在三个半小时的沙龙上，话筒成为这些中国经济“智囊”们频繁争夺的“焦点”。通过沟通与交流，观点撞击甚至是正面交锋，对于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智囊”们既有共识，也存争议，而他们由此呈现出的思考轨迹，也成为我国探索经济升级版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边界难题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这种双重身份在特定时期会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但这种越俎代庖、“杀富济贫”式的行政干预，不仅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失去发展动力，还直接导致了产能过剩和生态环境恶化……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密码”，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商业机构，导致县长不得不像公司经理一样，以应对GDP、投资指标等考核。北京市政协委员、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马光远在参与本次沙龙时更直言，地方政府的商业化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癌症”。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商业化的话，中国经济可能增长得更加健康、更加持续。
曾几何时，本应是政府影响或调控市场，然后通过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被扭曲成了由地方政府担当一个类似公司的经济实体了。对此，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相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越位和错位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已经充当起市场中重要竞争主体的角色。
也正因如此，宋晓梧不无担心地提出一个观点——现在地方政府反过来开始调控中央政府了。比如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长指标为7％，而各省市制定指标加起来平均数已经是10.5％，11个省市“十二五”期间GDP要翻番，年度增长要达到14％以上。
地方政府之间的GDP大战，不仅极大地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压低了劳动力成本，更由于政府与企业界限划分不清，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巨大空间。而在国外研究机构的评级报告中，我国市场经济已连续多年被冠以“基本不自由经济体”名号，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将其称之为“强势政府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强势不仅包括行政审批事项众多、宏观调控惯于采用直接行政手段，还存在着“政治权力”大于“财产权力”，对“财产权力”有支配和限制的“超能力”。
在强势政府经济体制之下，民营企业发展因审批事项和行政干预的层层困扰，创新乏力、后劲不足；地方国有企业的境遇也同样不够理想。根据南宁市政协委员、广西南宁沛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达介绍，地方政府不仅是地方市场的设计者、维护者，更是参与者。“对于经营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有产业性企业，政府会通过划拨、强行改变领导班子等方式，将其转变为功能性企业(融资平台)，以增加其现金流，为政府提供修桥修路、公共设施建设等资金，这给国有产业性企业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周达称。
这种越俎代庖、“杀富济贫”式的行政干预，不仅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失去发展动力，还直接导致了产能过剩和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时刻有可能将风险传导至财政金融系统。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就表示，政府为很多竞争力弱的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是对市场运行的干预，会造成很多经济错误。
但问题至今依然存在。“我长期在地方政府工作，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商业化、企业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扭曲竞争，其根源在于中央政府扭曲的引导。大家之所以都去搞GDP，因为GDP好看、好听、好说、好升官。”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表示。
模式之争
计划经济已经在“无限政府”模式下土崩瓦解；当前的过渡性经济体制，也因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被推向了悬崖边；下一步，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斩获新的改革红利？被西方学者推崇的完全自由经济体制适合中国的口味吗？政府对市场的扶持与监管作用又该如何体现呢？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彭小枫看来，不可否认，企业在竞争中具有主体地位，但在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地方政府也参与了市场竞争，并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里有它的一份功劳”。“目前来看，县域经济也好，地区经济也好，商业化或者企业化都好，我们要解决的是竞争中的恶性竞争、无序竞争等问题，但是在泼掉洗澡水的时候，不要把‘竞争’这个‘孩子’一起泼掉。”
的确，剪掉“竞争”，经济发展同样无力。而如果剪掉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角色，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是否能够化解目前出现的种种难题？对此，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从我国国情看，如果仅仅靠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可能要淘汰掉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原理如同“倒牛奶”。“现在已经出现了依靠淘汰社会财富寻求平衡的情况，比如很多小水泥厂的相继关门。作为政府，要做的就是使市场保持适度的消费增长，同时将产能增长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这样才能避免以社会财富流失平衡市场供给的现状。”
许善达同时认为，由于垄断的存在，任何一个市场都做不到完全的公平交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全球贸易中，参与其中的经济体在利益分配上并非都是公平的，作为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的政府职能就是通过履职，逐渐消除不公平的交易。因此，虽然我国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是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现在也已经开始用减少行政审批的方式改善，但政府还是有很多该做却没有做的事。”许善达表示。
彭小枫则认为，资本的逐利性是其必然流向利润洼地，谁去限制资本，谁让资本既发挥它的逐利本性又能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答案是政府。
而石军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政府应该主导市场，还是该主导市场环境？在他看来，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应使政府真正由市场的主体转变为创造市场环境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是个老问题，西方国家有关“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上百年。此次沙龙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政府与市场定位的讨论，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特定背景下展开的，这既不是学术界的泛泛而谈，更不是踩在西方国家足印上的模仿秀。
如何握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转变政府职能，使其在有限时间内转变角色，还需要包括政府、市场、企业在内各方共同努力。虽然“将权力放入笼子下运行”这一提法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同，但具体到地方政府该怎样做的问题上，此前的一些说法过于概念化。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已经养成了对优惠政策“等靠要”的习惯，如何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使其拥有强劲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对经济转型发展来说也意义重大。
“要探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我觉得政府的第一个职能就是发挥怎样的作用、使得社会供给与需求实现一个比较稳定的平衡，其中特别需要将居民消费需求维持在一个适量增长的速度。”许善达表示。的确，在出口与投资对经济发展支撑乏力之时，消费市场承载了更多的希望。但在经济转型发展大潮中，作为生产者的企业也有诸多的“未尽事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企业活力虽然逐步增强，但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仍有许多矛盾和问题。外界都说，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品牌，四流企业卖产品，在我国，企业卖标准的微乎其微，卖技术的为数不多，卖品牌的数量有限，卖产品的却比比皆是。我们整个在国际产业链的链条上，多数的产品都处于低端，企业的机制、技术、管理创新进展也较为缓慢。”对此，石军表示。
林毅夫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于中国这样正处在追赶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政府实施合适的产业政策至关重要。首先应该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对勇于尝试、力求创新的人给予专利制度或税收上的奖励。还要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持。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需要很多条件，企业个人是解决不了的。政府应该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或服务，同时完善金融体制和法律环境，并引导民营经济向相关产业投资。
杨再平认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就在于“去强势政府”，从而建立“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体制”。从“强势政府市场经济”到“有限政府市场经济”。要实现“有限”，首先要进一步大力清理压缩行政审批事项存量，同时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严控行政审批事项增量；其次，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运用也应有限度，任何级别的政府机构及领导都不能随意动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调控；还应弱化并限制地方债务融资；同时，除市场机制失效的自然垄断、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之外，国有企业逐步退出非公共、竞争性领域，至少在非公共、竞争性领域应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或半垄断地位，而最大限度向民间资本开放，任由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展开公平竞争，由公平竞争决定其市场份额；还要限定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微观机构存在，尤其应排除其超权限存在。
作为一个有着40年工作经历的企业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王计觉得，判断政府权力的关键点就在“服务”二字，“只要是权力就会有问题，但只要政府的权力为企业服务了，我认为就是合理的。作为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也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我们共同期待着，本届政府能够让市场环境更加健康，让企业能够在重新建立的市场环境中如鱼得水，也让企业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律去走生与死的道路。”王计表示。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则表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在充分交流、深入交流的基础上，最终取得十几亿人的智慧结晶。“中国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国家太大、贫富差距太多；二是国企队伍巨大，政企不容易分开。其实政企可以分开，前提是政资要分开。”在谈到政府应该管什么的问题时，刘克崮表示，政府可以管环境、管法律、管制定规则，进入市场的人，只要规则用错了，政府即出示“黄牌”甚至“红牌”。
“中国太大了，因此改革一定要分出层次，以香港、新加坡、瑞士那些经验给我们看没有用，我们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分层次看。我认为分两层是必要的，比如在监管领域，让“一行三会”去管小贷公司不太可取，可以由省里、市里来管；另外，在谈GDP时，别光讲速度，也别光讲质量，要结合着看；还有，要关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这里包括生态环境、就业和代际传承；同时，政府的管理模式还需要研究；生产主体中也包括国企。”刘克崮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