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向东西两翼转移，汕头作为广东省东翼重镇无疑将是这一轮产业结构转移过程中的潜在受益者，但如果无法改革现有的不利条件，这一历史机遇也很有可能与汕头失之交臂。

　　蒋杭波

　　汕头作为粤东重镇是潮汕地区的核心城市，同时也是广东省东翼腾飞的支点，并且一度担负着成为改革开放实践突破口的历史使命。1980年国务院批准汕头作为五个经济特区之一，1984年汕头获得沿海开放城市待遇，一系列的政策优待足见当时中央对汕头寄予厚望，如果说在历史的设计师眼中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那么汕头毫无疑问是这块试验田中的一颗好苗子。

汕头南澳岛

　　汕头的天时、地利、人和

　　汕头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布局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制度创新的前沿阵地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汕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汕头位于韩江三角洲南端，有着地处江河入海口的有利条件，内河航道和滨海的优势使得汕头发展商品经济极为有利，早在1858年汕头就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33年，汕头港口货吞吐量达675万吨，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三位。同时它东临揭阳西抵潮州构成了广义上的潮汕文化区，依托发达的水道和汕头港强大的吞吐能力，汕头的影响力更是远达汕尾、梅州，从而成为推动整个粤东地区的火车头。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大视域，将汕头置于整个广东省的战略棋局之上，汕头市作为侧翼重镇对于广东全省的关系更为重要。中部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带构成了广东省的经济中心，东侧的汕头、汕尾和西侧的湛江、茂名则构成了珠江三角洲的两翼，要想实现广东省经济的整体腾飞就必须做到“中心崛起、两翼齐飞”，一翼不举则可能影响到整个广东省的全盘规划。同时汕头地处粤东、赣东南、闽南的交界地带，使其成为了沟通三省的交通要地。三省枢纽的地利使得汕头的影响力辐射到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厦漳泉经济区甚至是更远的长三角地区。从经济地理上看，汕头可谓是“英雄用武之地”，对于粤东地区、广东全省甚至是华南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除了地缘上的优势以外，人缘、亲缘上的优势也有利于汕头的发展。汕头有着300多万海外华侨，其中不乏名商巨贾，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华侨的捐赠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在80年代，汕头每年实际引进侨资1到2亿美元左右，进入90年底，扩大特区区域之后，汕头每年引进的侨资达到5亿美元左右，1994年更是达到了7亿美元，在那个资金匮乏的年代，这些资金为汕头的经济起步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汕头的发展可谓集合了国家政策之天时，水陆交通枢纽之地利，著名侨乡之人和，在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不俗的成绩。这种进步体现在汕头市的各个方面，首先从经济上来讲，全市GDP从1978的8.71亿元飞跃到2010年的1218亿元，增长了140倍；人均GDP从306元提高到2007年的17409元，增长了55.7倍；地方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5亿元到2007年的42.49元，增长了37倍。经济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的发展，更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型上。1978年，汕头市三大产业的对比为24.1∶38∶37.9，到2007年这一对比变为5.6∶52.6∶41.8，工业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产业集群迅速发展，形成了纺织服装、工艺玩具、化工塑料、食品加工、机械装备、印刷包装、音像材料、电子信息等一批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

　　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汕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完善。作为粤东中心城市，汕头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提高较快，功能较为齐全，已形成以海港、空港为中心，高速公路、铁路为骨架的交通网络。汕头港是全国25个主要港口之一，拥有万吨级泊位16个，港口年综合吞吐能力2300万吨。依托汕头港的海运便利，汕头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2007年全市外贸出口总额39.12亿美元，1978年—2007年，全市累计出口总额465.97亿美元，累计实际吸收外资74亿美元。

　　纵横对比的经济落差

　　如果只进行纵向对比，汕头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进步不可谓不大，但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将汕头同广东省其他兄弟城市相比的时候，汕头交出的成绩单略显单薄了。汕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9%提高到2009年的3.09%，人口占全国比重从1978年的2.98%提高到2009年的3.82%，即人均GDP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汕头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等主要的指标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高出十几个百分点。在2010年的广东省地级市经济排名中，汕头以1218亿的GDP值排在第11位，GDP总量上只相当于领头羊广州市的1/9，不但落后于同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和珠海，而且被东莞、佛山、中山等小虎所超过，这样的表现实在与汕头经济特区、粤东重镇的地位不相符合。

　　如果进一步仔细审视汕头这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汕头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遭遇困境，发展步伐放缓，前后15年的成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1980年，全国人大批准在汕头建立经济特区；1984年汕头获得沿海开放城市待遇；1987年汕头所辖各县都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改革开放初期汕头的经济发展，198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120亿元，比1978年翻了两番，经济结构与工农业总产值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值已占80%。进入90年代，汕头一度延续了良好的经济势头，1993年、1994年汕头市的工业增长率达到39%和40.89%。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突飞猛进，汕头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陷入了发展迟缓的泥淖。尤其是“807”案件对于汕头市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2000年，汕头市大量企业被揭发存在大量偷税漏税行为，中央特别成立调查此案的“807”工作组进驻汕头，对汕头涉嫌此案的企业采取行动封闭其所有账户和冻结所有资金，并动用军警将企业的有关会计资料全部装车运走，同时抓捕了相关犯罪嫌疑人并进行了彻底调查和严厉打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朝阳和普宁两市疯狂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进行过采访和曝光。由于地区信用的丧失和地区形象的严重损毁，汕头东区的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商业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从2000年9月至2001年5月，汕头市各月GDP同比增长均为负，外贸出口负增长71%，几乎下降一倍；利用外资负增长46%，税收负增长68%，由此汕头经济遭受直接重创并导致了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迟缓。

　　如果进一步深究，我们能发现其实汕头经济放缓早在“807”事件之前就已经渐露端倪。事实上此前1993年到1998年被认为是汕头发展势头最好、经济最繁荣的“黄金五年”，汕头市GDP增长了186%，比同期全国平均的153.5%高出很多。但汕头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却全面、大幅地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黄金五年”中汕头的投资增幅71.7%，全国平均水平高达140.5%；汕头的出口增幅79.8%，全国平均水平高达100%；利用外资增幅51.6%，全国平均水平高达138.2%。这种现象令人费解，汕头的GDP增长从何而来？汕头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从55.9亿暴增到284.2亿，增长了4倍多；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从14亿增长到66.3亿，增长了3.7倍，而同期全国居民平均储蓄存款只增加了2.6倍。汕头居民的存款增幅远高于GDP、投资、出口的增长。其实，这些“藏富于民”的现象均来自于统计数字无法体现的地下经济。放在30年的视角下（1978年—2008年），汕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12.4%，虽然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9.8%），但低于广东省年均增长速度（13.8%）。汕头的GDP、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仅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收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还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汕头的发展势头一直不如人意。

　　经济发展迟缓的根源

　　汕头市经济发展迟缓根源于一系列经济管理甚至是社会文化上的缺陷和不足。首先最突出的是城市经济发展思路不清晰，城市定位不明。明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能提升区域发展经济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进而提高区域的经济竞争力，把区域经济引向健康发展之路。而汕头市政府这些年经济、政策方面的重大举措反映其经济发展思路不够清晰。先是80年代末开始申请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后是近年来领导关于“商贸城市”、“休闲 (退休) 城市”城市定位的讨论，都说明汕头市尚未认清自己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故其发展思路呈举棋不定之势,有盲目追赶潮流之嫌。这种思路不清，一方面使得投资者因为不知道政府下一步的产业部署和产业政策而翘首观望或将资金、技术改投它地，导致汕头丧失了一些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经济主体平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以致引发经济活动中的短期行为，结果有可能使整个区域的竞争力崩溃。

　　同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导致汕头市缺乏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必要的社会资本。诚实、守信能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产品的竞争力，而理解、宽容、开放、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是吸引投资家和人才前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见社会风气深刻地影响着区域竞争力。汕头为“百载商埠”，汕头人曾有“东方犹太人”之称。但眼下不少商人目光不够长远, 只顾眼前利益,诚信不足,尤其是对潮汕语系以外的人。而且，汕头的假冒伪劣现象严重、黑帮活动猖獗。这给汕头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影响，导致近年来有1200多家企业相继撤出汕头。社会风气中另外一个不合适的方面是封闭、保守、排外，社会包容性不强。这使得外地（指非潮汕语系）人才和文化很难在汕头落地生根，直接威胁着汕头的人才供应，了解汕头这一风气的研究生基本上都不把汕头作为择业地点。要知道当今经济竞争的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没有或缺少人才，必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阻碍汕头经济发展的一大祸害，必须改变这一不利的社会风气。

　　汕头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完了30多年的路程，这30年对于汕头人来说有着不少辉煌的喜悦但也有落寞和遗憾。如今改革开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转移和广东省“腾笼换鸟”战略决策的实施，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出现在汕头人面前。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向东西两翼转移，汕头作为广东省东翼重镇无疑将是这一轮产业结构转移过程中的潜在受益者，但如果无法改革现有的不利条件，这一历史机遇也很有可能与汕头失之交臂，而这无疑需要汕头市和汕头人革除旧弊的魄力和抓住时机、铸就辉煌的决心。

　　2012年10月，汕头凭借《汕头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国际城市规划领域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得到了由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颁授的“规划卓越奖”，这是一个激励。

　   唐 芳

　　曾被恩格斯称为是“远东地区唯一有商业意义的港口”——汕头，可谓是百年商埠，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中国五大特区之一。可如今的现实是，汕头坐拥着便利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政策，却始终拿不出一份像样的成绩单，变成了一个总是让人提不起又说不出的地方。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别说其他特区，就是一些内陆城市，其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了汕头。那么，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汕头为什么会陷入发展迟缓的泥淖？相较于深圳特区，同样作为经济特区的汕头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

　　行政分割

　　新中国成立之后，汕头不仅是粤东地区的行政中心，而且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几十年间，随着区域的调整与行政中心的变动，潮汕的行政区域不断地在变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先后从汕头分出设立汕尾市、潮州市和揭阳市。

　　为什么说是先后，因为这样的行政区划的分割不是一次完成。1983年，广东省就先把海丰、陆丰两县划归惠阳地区管辖，潮汕的尾巴在那时就被切掉了。经过几次行政区划调整，在1991年的年底，广东省就完成了对潮汕地区的划分，整个汕头地区一分为四。这样的划分，有人戏称是像极了江湖老大之间的复仇：汕头是码头，是老大，为维持这个老大的面子，给它保留的区县最多，辖5区1县代管两个县级市；汕头的尾巴汕尾是原来习惯称之为“海陆丰”的那几个县，现在也单独成立汕尾市；汕头的肢体也分掉了，单独成立了揭阳市；而最能代表潮汕文化和历史内涵的潮州，作为潮汕的脑袋，被单独切了出去成立潮州市。

　　如此，有人形容一分为四之后的汕头与粤东各市从“父子”关系变成“兄弟”关系，汕头的地盘小了，经济总量自然也少了。“兄弟”分家各顾各，财税、城市建设、物资、资金等都不用以汕头为中心点，这样，汕头这个区域中心就逐渐淡化，无法发挥龙头作用，辐射各市，带动粤东地区的发展。相反，在与全国各城市的经济增长相比较时，处在了一个明显的劣势地位。

　　有关资料显示，从1999年开始汕头经济出现大滑坡，当年的增长率为4.3%；2000年为2.55%；2002年开始缓慢回升为3.82%，2003年勉强达到5.34%。可是这样的增长率，无论是从这个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各地每年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来看，都显得十分的蹊跷。更何况在2001年，汕头的GDP还出现了2%的负增长。而财政收入上，来自汕头的数据同样非常寒碜。2000年以来，汕头市的财政收入十年来都徘徊在40亿左右的水平，而且有那么几年，汕头市统计局在每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竟然不把财政收入列入其中，可见汕头的财政收入实在是“羞涩”到了不能与人言的地步。而横向比较汕头与其他几个特区的GDP，则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2010年四个特区的GDP情况如下：汕头GDP1218亿元，人均GDP2.356万元，厦门GDP2053亿元，人均GDP8.1497万元，珠海GDP1277亿元，人均GDP8.605万元，深圳GDP9510亿元，人均GDP10.672万元。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汕头的GDP是四个特区中垫底的，深圳GDP总量更是汕头GDP总量的7倍多。难怪乎，每每提起特区，人们首先想到的都是深圳，甚至有人不知道汕头竟然也是经济特区了。

汕头渔村(CFP)

　　文化撕裂

　　潮汕独特的地理位置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文化。其实，潮汕文化的说法是近几年才开始流行的，具体来说它是潮州民系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南迁到这里的中原人一直被封闭在“省尾国角”里，因此，潮汕人保持着完好的“唐朝口语”——外地人很难学会的潮汕话。潮州民系就以潮汕方言这一显著的特征闻名于中国的众多民系（如潮州民系、客家民系、广肇民系、闽南民系等）。

　　潮汕文化可以说是海内外潮州人的根，它是包括海内约1000万潮人和海外约1000万潮汕人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群体文化。海内外潮人认同的潮汕地区指潮属八邑：即今天的广东潮州、汕头、揭阳三地级市以及梅州市的丰顺县，另从民风各方面看，陆丰东部也为潮州文化的一部分。

　　可是，随着汕头行政区位的不断划分，一分为四的汕头不仅让特区的经济一落千丈（几个城市间存在着争当粤东中心的矛盾），也引发了潮州文化和潮汕文化的不同论，这种论调是很有害的，它撕裂了潮州文化，文化的撕裂，必然导致社会撕裂，不利于潮汕地区的团结。

　　这种文化的裂痕在潮汕内部则表现窝里斗。如此之下的潮汕缺乏团结精神如一盘散沙暂且不说，严重的则是无休无止的内耗。如上所言，潮汕已一分为四了，在经济上大大落后本应奋起直追，可是实际上，谁都在争老大，你说你历史悠久，是粤东门户；我道我后来居上，就该成为中心。其实，各地都各有优势，汕头商埠，万国旗飘；潮州古典，余音缭绕；揭阳蕴藉，底蕴深厚。至于经济也不过平分秋色之景，争来抢去，最终无非两败俱伤。

　　我们常说，文化决定一座城市的气质，它是城市的灵魂。潮汕由于人均耕地的稀缺，是全国生存压力最大的族群，所以培育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平原人群的个性。这种强悍的民风使潮汕形成了海盗与儒雅并存的文化格局。儒雅文化则培育出了工夫茶、潮汕菜、潮剧等等文化产品，海盗文化则鼓励了潮汕人民勇敢走出去，文化的凝聚力也让走出去的潮汕人对外高度团结。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几乎都有潮州（汕）商会，这是维系众多潮人感情的家。在海外，往往因为一句潮州话，就把原本陌生的潮人拉到了一块儿，扭成了一股绳，集体的团结所产生的力量，何其巨大。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一思想落到了潮人的行动上，得到了彻头彻尾的贯彻。潮人在外面的成功，这虽不是唯一的原因，却也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当一个城市的文化被割裂开来，其灵魂必不堪其扰，内争不断的窝里斗，让海外潮人没有了归属感，一分为四的行政划分，带来了文化宗主地位的争吵不断，没有人也没有组织能够辨清，让人厌倦不耐烦。

　　汕头如今的当务之急应当是重新审视自己，让城市的文化整合为一。因为不论是潮汕文化也好潮州文化也罢，哪个词都离不开“潮”字，归根结底就是该地区内人民产生的文化。文化具备了统一性，也具备了多样性。潮州市有潮州市的文化，汕头市有汕头市的文化，揭阳市有揭阳市的文化，这是潮汕文化的多样性的凸显，而潮汕却又是难以分割的，历史上是一体，今天与未来，亦必如是。潮人潮剧潮菜潮绣，潮也即汕，汕亦即潮，取长补短，才能得均益；强分彼此，自是愚不可及。

汕头礐石大桥(CFP)

　　缺乏整体发展战略

　　汕头特区发展不起来的重要原因，还应该归结为广东省委的不重视，缺乏对汕头的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与部署，政府的不作为等。

　　首先，纵观整个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态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广东省政府的政策和目标都在珠三角，每年省的资金大部分都用在了珠三角，科技园、大学在珠三角比比皆是，而对比粤东、汕头，哪有这些！如此有失偏颇的发展策略，逐渐延伸了一个名词“非珠三角”来代替广东省内不发达的其他地区。而仅仅是这个发展态势良好的珠三角，也还是依靠着毗邻香港这个优势发展起来的。

　　其次，汕头并没有从特区这个优势里赚得多少优惠政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汕头并没有特别鲜明的改革举措，甚至很难有话题让媒体追逐，渐渐地，汕头特区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国家和省究竟给了汕头多少优惠政策也不见媒体上有详细的介绍，有人评论说到现在汕头有的也无非是立法权而已。而看厦门，既是特区，又是处于闽南三角洲，那里也是福建的发展地，想当然的它就得到所属省、国家的支持了。

　　第三，无力、无为、无廉的政府。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尔平博士曾在纪念汕头经济特区30周年时指出无力、无为、无廉的政府是汕头欠发展的原因之一。他写道，汕头市政府的公务员人数与珠海厦门差不多。2010年汕头市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70亿元(厦门为500亿元)，给公务员发完基本工资之后，它已无力做市政建设了。所以在很多场合看不到政府的身影，但有时它也显现出来，在该作为和不该作为的地方时隐时现，令人捉摸不透。譬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海湾礐石两大桥之争，外人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市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出巨资又建礐石大桥。更为吊诡的是，汕头市的车辆无论你是否过桥，每年必交800元过礐石大桥的过桥费，几十万私家车车主无人敢抗拒市政府的这一决定。礐石压海湾，气得汕头第一“侨牌”再也不回家投资。

　　2012年10月，汕头凭借《汕头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在国际城市规划领域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得到了由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颁授的“规划卓越奖”，这是一个激励。规划强调，未来汕头将通过空间模式的创新促进汕头发展模式实现四个转型：一是产业发展由传统工业化模式向精益经济转型；二是空间发展由粗放型向精明增长转型；三是生态发展由被动防御向积极支撑、“绿色增值”转型；四是城乡发展由重城轻乡向全域城乡统筹转型；规划力求以创新实现转型、以转型推动发展。如此看来，广东省委开始注重汕头的定位发展，在此也只能希望以“根植性发展、精致型开发、包容性增长”为特征的新汕头模式，能为“潮人之都、精致汕头”带来真正美好的发展前景。

　　“特区”是个实验田，成败皆是实验的常态结果，成要积累经验，败则吸取教训。然而，人们惯于在成功的喜悦中迷失自我，而误将实验的成功看作是实验的全部，然后不自觉地掩盖了历史经验的复杂性。

　　 袁 超

　　或许已有相当长的年月，当我们提起经济特区，我们想到的除了深圳还是深圳，这无疑是因为，相比同为全国首批“经济特区”的珠海、汕头、厦门，深圳在32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更为卓著的成绩，尤其在经济领域，更是创造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城市发展的奇迹。我们自当为深圳从往日的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为32年后的国际大都市而欢欣鼓舞，因为中国还有太多的城市需要这样的华丽转身，深圳既是信心之源，也是经验之源。

　　然而，哪怕是在任何一个得以集中纪念改革开放、反思特区发展和总结成败经验的历史时期（比如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似乎都在歌功颂德中逐渐遗忘有关“特区”设立的最初信念及其本质内涵。于是，32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在丧失本真的特区认知，乃至不断滑入特区异化的深渊。遗忘从何时开始？说出来大概无人赞同，遗忘就从深圳“腾飞”开始，或者说，从人们情感性地把珠海、厦门、汕头踢出“经济特区”之外而少有问津开始，尤其是从经济数据上看

　　在特区中垫底的汕头。当深圳创造的城市发展成就长期且远远超越同等政策条件下的其它城市，人们在欣喜与振奋之中情感性地将“经济特区”认同垄断性地赋予深圳，而相应地将汕头等城市从“经济特区”认同中剔除，此时，人们对于“特区”的认知就出现扭曲了。人们这种情感性行为实际上颠覆了特区设立的本质逻辑，并形成了两种错误观念。

深圳特区

　　“一个逻辑”的颠覆与“两种观念”的形成

　　当年邓小平主导设立经济特区的原因其实十分明确，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有些地方在资源条件上比其他地方更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地方人们的观念意识也相对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观点，甚至是从未有过的冲击。因此需要靠这些地方的先行尝试来积累经验教训，进而带动全国一起发展。邓小平当年经常挂在嘴边两句话：一句是“大胆试、大胆闯，试下来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另一句是“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因此，特区才有了所谓的“特殊政策”，但是结合当年具体历史语境来理解，中央给政策是为了使特区能够尽量不受“不准干什么”的约束而放手去做，目的在于给特区创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其“大胆闯”，并非是只要设立特区就有别的地方享受不到的优厚政策，前者鼓励“实干”，后者则有“天上掉馅饼”的味道，这两者在原始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可见，特区设立的原初理念，或者说根本逻辑应该是：中央鼓励、支持地方充分利用自身具体条件大胆尝试、实干，积累经验教训。这一逻辑有三大要点：其一是“特色”，即特区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成为特区，比如区位、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利用自身特色才能“做他人所不能”；其二是“创新”，中央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成为特区就是希望他们能走在全国前面，更快且有更多新的成果；其三是“试错”，即人们常说的“改革实验田”，特区以其自身特有的资源条件率先试行国家关于城市发展的新政策等以验证其可行性，为全国推广做准备。

汕头老城区(CFP)

　　在这三大要点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作为前提，即“特区”是个实验田，成败皆是实验的常态结果，成要积累经验，败则吸取教训。然而，人们惯于在成功的喜悦中迷失自我，而误将实验的成功看作是实验的全部，然后不自觉地掩盖了历史经验的复杂性。人们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颠覆了特区设立的根本逻辑，而认为：中央设立特区就是通过给“特殊政策”让该地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一旦成为特区就肯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这一被扭曲了的特区认知彻底否认了“特色”、“创新”与“试错”，将设立特区等同于给“特殊政策”，而且狭隘地认为“特殊政策”就是中央给地方项目之类。

　　被扭曲的特区认知具体表现为两种错误观念的流行，一个是“特区完全等同于经济高速发展”，另一个是“不可能存在特区失败”。如此看来，汕头因为经济发展不如深圳，更因其从广东第二掉到十名开外而不符合人们的特区认知，久而久之，它的特区身份也就“被消失”了。当然，这里指的是人们在被扭曲的特区认知主导下潜意识地否认汕头是特区的事实，而在表述上，人们大概会长叹一口气，然后大肆调侃汕头的失败。在这种特区认知主导下所形成的对汕头特区命运的社会评价会成为无形的话语权力，让汕头在发展中每遇到一次挫折就给政府、社会和市场增加一份“负罪感”。所以，我们会常常听到汕头发出诸如“辜负了中央在汕头设立特区的厚望”之类的言论，也会听到外界诸如“设立特区都发展不起来，真没用”之类的传言。无论是发自汕头的带有明显“负罪感”的请罪式言论，还是来自外界明显受“不可能存在特区失败”观念影响的攻击性话语，实际上都是特区认知被扭曲的表现。汕头在这样的“内外”认知下实际上像是在一个社会的牢狱中，不可能总结好特区道路的教训，更别说找到一个符合本市特色的发展道路。

　　特区认知扭曲导致特区异化

　　特区认知扭曲的危害，除了妨碍发展不理想的特区进行自我反思，更重要的危害还在于特区异化。中央设立特区本来是为了地方能够更好的发展，然后由特区带动更多的其它城市发展，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前后有序的整体发展。“特区”好比是一个工具，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一旦“特区”不再是手段，反过来成为目的，地方政府成为争办“特区”的奴隶，那么地方发展则岌岌可危。可悲的是，“特区”从此也不再是当年原初意义上的“特区”，它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项目源”，地方以此来求发展，只不过是在瓜分一种由中央强制力保障的有限“平等”，实际上这是在“拉关系、跑后门”，是在制造不平等，严重牺牲了整体利益。在这种“政策项目”帮助下能发展起来的地方靠的不是“特色”、“创新”和“试错”，没有实干，实际上是在透支“政策项目”，多半项目是不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的，是在制造虚假繁荣。

　　媒体人陈季冰曾在一篇名为《被异化的特区》时评中深刻揭示了特区被异化的情景：在眼下的中国，要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仿佛主要是靠争取被上级允许做一些别的地方不准做的事情。这就是目前许多地方争办特区的动力所在，换一种更加学术的说法，现在的所谓特区，即通过对某一项（或多项）政策的排他性的垄断，构筑一个对某些社会资源具有特殊诱惑力的高地。然而，这种画地为牢式的“经济特区”，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件有益之事吗？它的功能究竟是对外“辐射”和“带动”还是向内“抽吸”和“攫取”？

　　仅就汕头而言，试问在如此特区认知与特区异化的征兆下，应如何求得发展？仅仅一门心思对自身发展实践进行反思，寻找特区失败的原因是足够的吗？更准确地说，这应该是第一步吗？汕头要突破“魔咒”，或许之前所做的反思没有派上用场，又或者说，“好钢没能完全用在刃上”。

　　重新审视汕头的特区命运

　　那么，汕头的特区命运该如何看待与评判，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审视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政治过程，进而为汕头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考？这么一个庞大的课题显然不是这么一篇小文能够穷尽的。因而，笔者于此既无意于重述汕头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过程，也不尝试比较不同历史时期、汕头与其它经济特区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异同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异同。此外，笔者更不打算总结其“失败”的原因，除了因为已经有足够多专家、学者、专职政策研究员与观察家等做了详细且有见地的总结，主要还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不能清楚认识和把握当下人们的特区认知以及特区异化的状况，总结了失败经验也难以看到今后的出路。

　　前文提到汕头在这样的“内外”认知下实际上像是在一个社会的牢狱中，不可能总结好特区道路的教训，更别说找到一个符合本市特色的发展道路。因此，邓小平曾讲的“头脑清醒”实际上非常重要。汕头要找回自己，首先应该破除思想上的负担，尤其是类似“有愧中央厚望”的负罪感，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对特区认知的纠偏上来。应该认识到，“特区也会有失败”，“特区不完全等于经济快速发展”，汕头不必对自己没能成为“深圳”而感到愧疚。只有首先打破这样的思想负担，才能正确面对总结出来的“失败”原因。当然，主导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是地方政府，汕头地方政府应该带头主导正确的特区认知，帮助社会、市场找回自信，然后再进一步地分析失败原因，制定新的发展规划。

　　而从外部来看，特区异化不是一时半刻能够“救治”的，也不是中央、地方一头使劲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合作。在当下中国经济下行的客观形势下，中央政府欲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亦需理性作为，并不是加大投资、上马项目就能挽救颓势，如若对产能过剩的领域进行重复投资，换来了GDP数据，却实际上在重创经济。中央下指标，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加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不一定是好事，地方官员还常常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功绩想尽办法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此时的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下，大概地方上项目也是官员能想到的唯一选择。要“救治”特区异化，已经不单单是特区认知的问题，更牵涉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问题复杂，情况不容乐观。

　　尽管特区认知与特区异化显得十分棘手，但还是需要有识之士加以实践。汕头特区的前途不在“特区”一词，而在于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特色”，尝试“创新”，敢于“试错”。其实何必每座城市都奔着“GDP之城”去，每座城市的本质都在市民，让市民生活有保障才是第一位，除此之外就是保持和维系一个城市的特色，何必因为一个“名堂”而背负沉重的负担。一个认知，一个定位，相信汕头会找回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