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介绍，当年受邀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行政化。他向中编办建议取消该基金会的所有工作人员的编制，这样一来，机构里的人谁干得不好，就可以让其走人，有合适的人也可以直接招进来，完全按照企业、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去行政化之后，关于筹款方面只能去设计项目。“项目设计得让人觉得这件事情靠谱，交给你放心，然后才会给你钱，那这马上就变成服务，而不是权力。从‘大人物筹款’转变成‘小人物筹款’，从泛扶贫的筹款转变成项目式的筹款。当时我进来的时候，扶贫基金会十几个人，现在我们大概八百多人。筹款金额也从以前的每年一两千万，增长到现在每年3亿元左右。”何道峰说。

　　“中国的经济在进步、法制化，政府的工作在进步、法制化，慈善机构只能靠来自社会自愿的捐赠来发展。”杨鹏表示。他指出，去行政化之后，要赢得公众的信任，慈善组织必须走透明化之路。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河仁慈善基金会创始人曹德旺认为，不管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模式可不可以复制，未来几年去行政化是一种必然，因为它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很乐观地估计，在今后的三五年之内，慈善系统肯定去行政化。”他说。